My Rules ofThumb我的工作经验谈

By N. Gregory Mankiw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Economist

 

 引自：http://goldring.yculblog.com/2007/07/，在此向黑马非马表示感谢。

 

曼昆（Gregory Mankiw）是谁？
N.格里高利·曼昆,29岁即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经济学原理》也已家喻户晓，而《宏观经济学》更是经典,享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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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编辑部的邀请说，要我介绍一下我的工作经验，这令我有点百感交集。在公众面前自省容易使人飘飘然，而这种虚荣心我觉得还是放在私底下比较好。除了跟我生活在一起而别无选择的同事们，学生和家人，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其他人也会关心我的这些脾性。

然而，我很是喜欢看其他经济学家写的这类文章，在某种程度上，那些文章给我以启发，最起码也能满足我的一些窥私欲。因此我想，其他人或许能从我的工作经验中学到点什么东西，或至少说能从中得到些乐趣什么的。

 

1977年春，我还是普林斯顿的大一新生的时候，我选了Harvey Rosen的微观经济学原理。Harvey是个好导师。我仍记得，从容地找资料学知识，同时还觉得从中能学到了很多很多。他的每一堂都是那么地富有真知灼见，那么新奇，那么深奥，而又是那般令人震撼的浅显，仿佛这一生都要去追寻这些知识。不过当然，我没有去这么做。微观经济学原理是我上过的最有启迪、开眼界的一门课，以致后来在上过的其他经济学课程中所学到的都无法与其相媲美。

为什么Harvey会在大一暑假雇我作他的研究助理，这个原因我仍不得而知，现在还一直是个谜团。当时我只上过两门经济学基础课程，对经济学知之甚少。我只是对计算机编程有点了解(这一点也是我的研究助理所感到惊奇的，技术变革已使这种人力资本很早就过时了)。不管怎样，Harvey还是雇了我，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是一次非常珍贵的经历和体验。由于我对经济学不甚熟悉，Harvey不得不教我很多他得使我理解掌握的知识。整个暑假在一位卓越的导师和学者那里接受最悉心的较导，是我所能想得到的最棒的学习历程了。时至今日，我还没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学到那么多的东西。

 

到后来，我的兴趣转移到宏观经济学上去了。大四的时候，我上了Alan Blinder的宏观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他也是个优秀的导师。那时我在他的指导下写我的毕业论文。论文中，我力图搞清楚实际工资的周期特征 (the cyclical behavior of the real wage) ，这个问题至少从凯恩斯的《货币通论》出版以来就一直困惑着宏观经济学家。后来，毕业论文的某部分内容在货币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上由我和Alan共同署名发表。尤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对论文研究的逐渐深入，我愈加相信，在对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的理解上，货物市场的非理想状态 (imperfections in goods markets) 至少和劳动力市场的非理想状态 (imperfections in labor markets) 的地位是值得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最终，在这个信念的引领下，我选择了现在被称作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New Keynesian Economics) 的研究工作。

 

在1980年我进入MIT研究生院深造时，Larry Summers 还是位年轻的助理副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他激情四射，经纶满腹，思维敏捷，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我。 在MIT的第一年和接下来的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那个夏天，我们相谈甚欢。1982年9月，Martin Feldstein 带他到(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工作是，而他又捎上了我。时间虽短，能和Larry共事还是一件很幸运的事，那时他虽非如雷灌耳，但也颇有成就了。

 

我回到MIT后，Stanley Fischer成了我的毕业论文导师(dissertation adviser) ，他还带了班里的很多学生。Stan在研究和教学之间做得非常好，堪称典范。作为一个讲师，不论主题多么繁复，他都表达清晰，讲解公正 (even-handed) ，显得尤为游刃有余；作为一个导师，他鼓励学生们按追寻兴趣，严格要求，但他也不把自己的学术日程 (intellectual agenda) 强加于人。就像近些年为混个学位的论文一样，当初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很多题旨松散论文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论文题目是毫无新意令人反胃的“论消费”。

回首我的四位导师——Rosen, Blinder, Summers, and Fischer，我在他们身上发现并逐渐学到了他们的各种优点和品格。他们都是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他们的工作都是倾向于经验和以国家政策为导向的研究，治学严谨，堪为世范。

从他们的学术著作中可知，我的导师们乐于找到更多的听众。他们总是从学术研究中抽空参与华府的政策研究工作中去。四人之中，三人写过教科书，有两人更是不止一本。

很容易可以理解跟从良师的重要性。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学术前途，就像我们的父母决定我们的个人前途。像父母那样，他们引导我们的价值观。他们教会我们该敬重什么和避免什么。更多时候，他们是身教多于言传地间接教导我们。其中的差异就是父母是命中注定的，但你可以选择你的导师。

Rule No. 2: Work With Good Co-Workers

Rule No. 2: 合作发展

我很有幸能与许多才华横溢的同事一起工作合写论文。我 先后和Alan Blinder, Bryan Boulier, Larry Summers, Julio Rotemberg, Matthew Shapiro, David Runkle, Avery Katz, Bob Barsky, Steve Zeldes, Jeff Miron, Mike Whinston, John Campbell, Andy Abel, Richard Zeckhauser, David Romer, Larry Ball, MilesKimball, David Weil, Olivier Blanchard, Susanto Basu, Robert Barro, Xavier Sala-i-Martin, Bob Hall, Niko Canner, 以及Doug Elmendorf 等在一起工作过。他们之中，有的是我导师；有的是我同龄同道 (多为在MIT学习的(研究生)同学) ；还有的是我在哈佛的学生。近年来我也和他们完成过很多研究项目。

 

为什么共事者对我的工作方式很重要呢？

理由之一就是在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那个大头针工厂的典故里面。他发现，大头针工厂之所以会高效生产，是因为工人自行分工，专业生产。研究工作也是殊途同归——它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生产。做研究需要各种能力：理清问题、构造模型、提出法则、寻找数据、诠释结果等等。很少有单个的经济学者在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而在一起合作共事可以解决原本无法独自轻松搞定的问题。创造知识，如同生产大头针一样，专业化才会有高产出。(奇怪的是，亚当·斯密并没有像他自己分析的那样进行专业分工，与人一起合著《国富论》。)

理由之二，一起共事研究，他们使我的工作不再孤立，相反和他们的联系更为密切。研究和写作可以是独立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长时间在拿着只笔在草稿纸上做计算，或者独自一人坐在电脑前面工作。也许有些人会喜欢这样，但我不是。因为和其他同事一起工作，讨论问题时，大家坚持自己的主张会使工作更轻松有趣。

理由之三，这也是我跟同事合著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个好的同事常常会使你进步。在绝大部分的成功合作中，双方都可以从中获益。他可以帮你扩展你的专业知识，提高你的研究能力，暴露你的学术偏见。乃至在合作完成之后，你还可以把这些带到日后的研究中去。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我的合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说来也是我的导师。

Rule No.3: Have Broad Interests

Rule No.3: 兴趣广泛

在 我的生活中，广泛的兴趣让我获益颇多。(或者说是，集中注意力太短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有很多爱好，收集过硬币、邮票、贝壳、石头、玻璃球、棒球明星卡以及竞选纪念章，什么都来。我还养过很多宠物，它们有乌龟、蛇、老鼠、鱼、火蜥蜴、变色龙、鸭子，最后还有一只小猎犬；在高中的时候，我玩(国际)象棋、击剑和帆船运动。很早以前我就放弃了所有的这些爱好(虽然现在我还有只叫Keynes的博德猎狐犬(Border Terrier)。

当我读大学的时候，每个学期我都去上几次一门新专业的课程，它们都是些物理、哲学、统计、数学和经济学。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曲折和几近无筹划中前行的。先后分别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工作了一个夏季，在MIT经济系学习了一年，在哈佛法学院学了一年，在家律师事务所呆了一个夏天，在(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工作了一年，在MIT完成博士学位又呆了一年，在哈佛法学院呆了另一个学期，最后在MIT教授统计学和微观经济学又度过了一个学期。在1985年，我不再学习法学，做了哈佛经济系的助理副教授，在那里的第一年，我开始教授经济学原理和宏观经济学研究生课程。

很显然，我在哈佛已经呆了十多年了。哈佛是个工作的好地方，即便如此，为想做一些更多样的事，我也常常会萌生去意。留在哈佛是因为它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很近。每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都会举办各种各种主题的学术会议，与会的都是来自全球各地的杰出经济学家。我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有间办公室，就像没隔几天就来到了一所新的大学。在此，我的广泛兴趣(分散的注意力)使我可以解释我工作上的多样性(不连贯)。我 的研究覆盖了很多经济学的很多领域。宏观经济学方面，在价格调整 (price adjustment) 、消费者行为 (consumer behavior) 、资产定价 (asset pricing) 、财政政策 (fiscal policy) 、货币政策 (monetary policy) 和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等诸多领域发表过研究论文；宏观经济学领域之外，我也做过颇多尝试，在计划生育人口出生率、附加福利税 (the taxation of fringe benefits) 、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准 入 (entry into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 以及住房需求的人口学因素 (the demographic determinants of housing demand) 等领域发表过研究论文，虽然这些都不是我研究的大计划，但每时每刻，我都能做我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

在 整个研究中，有个好点子是最困难，也是最不好把握的。如果你涉猎较广，可能会有所助益。广泛的兴趣很显然使你会有更多的机遇抵达成功的彼岸。当一个矿工巡视各处，而不是老在一个老地方翻来覆去地捣鼓时，他将更有可能找到金子。静下思考一个事物也是给其他事物带来新思路的一个重要途径（总觉得这句的表达有点不通顺）。比如说，当我参加某法学院讨论价格垄断与反托拉斯政策的关联的研讨会时，而我却开始思考菜单成本和宏观经济学价格调整的关系，此时研究思路总会意想不到得蹦出来。

当然，爱好广泛也是有代价的。其中之一就是写项目基金申请时总会显得格外困难。我总是想写：“在接下来的几年，我将做我想做的。请给与拨款，资助我的工作”，然而在很多时候，这些提供经费的人又会要求我做一个长期的研究计划。

不过它最 大的代价就是，缺乏深度。有时我常担虑，在这么多的领域进行研究，会不会在每一行的工作会做得浅薄不够细致而不如它本该的那么深入。虽然谨慎选择一个良好的合作者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但也不是绝对如此的。我总认为，无论什么课题，即便我是用心去做了，可还会有人比我花更多的时间，更加全面地考虑它。坊间有 云：花一生的时间去掌握一门学科也不为过。

但我这一生不会都那么做，因为我没有那样的禀性去做那样的事。

Rule No. 4: Allocate Time and Crew

Rule No. 4: 合理分配

这条经验我很久才得以学会。曾经，我会去那些邀请我去研讨会的学校，会应会议组织者要求讨论每篇论文并对做其下评论，会给杂志编辑推荐论文审稿人，会应求给系主任写推荐信，会参加教务长邀请我坐镇的每个学术委员会。

不过今日非同往时。现在，这样的邀请越来越多。端着哈佛的饭碗，而不拒来者已经变得有点困难了。我认识到，太多的专业职责也会变得不负责任，而且它不得不从我的正业——教书和研究中浪费占据了更多的时间。现在，我也谢绝了绝大多数研讨会组织者、学术会议组织者，杂志编辑，系主任和教务长的请求。

从事什么研究课题是我面临分配时间时的一个大难题。我发现，那些研究会如何结束也是无法预知的。甚至在我完成一篇论文后，也无法精确预料到其他人(如编辑和审稿人)对 它的感想。因此我的办法就是，选做我最感兴趣的课题，同时，也选择和能分享我研究热情的共事者。有时我会先花点时间研究一下课题，常发现没什么新思路。然后我就强迫自己去想那些巨额资金会石沉大海没有收成，就会决定继续下一个别的课题。另一方面，我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写教科书。我写过宏观经济学中阶教科 书，现在是第二版了；现在我正在写一本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禅精竭虑写书，有时也会自问，为什么我要这样分配使用时间，且听我一一道来。

 

写书，它是另一种教学方式。因为，它有着教书的各种长处和短处。花时间可说是它最大的缺点了。时间，对搞学术的人是莫大的资源。尽管代价不菲，就像教书那样，可我还是视写书为对时间的最好利用。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给我带来经济上的收入。世上很少有人能够仅以创造知识而谋生。许多学者也会花时间传道授业。讲课就是其中之一；而写书就是另一种方式。至今，通过传道授业而不是通过收费咨询之类的走穴，我已经赚足了盆钵衣食无忧了。

 

当然，当堂授课和潜心写书的 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们帮你培养学生的思维。经济学不像牛顿力学或者欧几里德几何，它不是门直观的学科。当你教经济学时，你有大量的资料可选用，并如何使用它们去讲解。为此，你得花时间在这上面，使学生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虽然当堂授课教师和潜心写书者也有共同的职责，但潜心写书者的受众面更广。如果想把自 己对经济学的见解世代相传，教科书是最有效的途径。实际上，由于教科书在规范学科领域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许多学术杂志的常客往往也是教科书的编写者，像Samuelson, Baumol, Blinder, Stiglitz, Barro, Dornbusch, Fischer 等，他们都是这样的人。

 

当堂授课和潜心写书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他们都可以为诱发研究新思路。每当你在口头或纸面上向人解释说明什么时，你会思考得更透彻。备一堂课，写一章草稿，它们都能暴露你思想的漏洞。当你去弥补这些漏洞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新思路新想法可用于其他的研究中去。简单地说，传业授道与创造知识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两者在大学并存的理由了。最后一个好处就是，花时间写书使你成为写作高手，这，也是我下面要说的另一条经验了。

Rule No.5: Write Well

Rule No.5: 好好写作

 

我认为我自己只是个普通的写作者。我不是自然地克服平庸，而是努力工作和莫大决心的成果。这可能只是个小成绩，但我确信，许多经济学家还未达到那一水平。

 

经济学家往往会低估写作的价值。我想，其中的理由可能在于我们常认为我们是科学家。科学事实就像文笔优美的散文那样，无懈可击，没必要劳神费力去拨弄。差劲的文笔当然不会有人真的认同，但这种下意识的态度在学界甚为流传，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变得晦涩难懂的理由，而它本不该是这样子的。尽管学界存在着对待写作的如此的不良风气，良好的写作能力还是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助推力。大家都知道Robert Solow和Robert Lucas是经济学泰斗，殊不知他们优美的文笔让他们更为名声显赫。

 

无论何时，一个人坐下来写点关于经济学的文字时，他总会陷入写作的“联合生产”。每一篇文章都有两个要素：文体和内容。对于写文章者 (For producers of articles) ，文体和内容只是代语（替代品）。如果在少用被动语句、用“which”替代“that”方面上用时过多，那么就会没时间用于思考探索经济。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生产者(写作者)，你得考虑你的消费者(读者)。对于看文章者 (For consumers of articles) ，文体和内容只是补语（互补品），当我看到Solow 或 Lucas的一篇文章时，我总想一读为快，这不仅仅因为看的时候能从他们的文章中得到乐趣。一篇有文体和内容的文章远胜于一篇缺此少彼的。因此你若想你的作品大卖，你就要在文体上花功夫。换句话说，要想读者都来阅读你的文章，你就要好好写。

 

写作就像木工，也是个工艺活。有些人天然地比另一些人写得好。任何人只要肯花时间和精力，就一定能在这上面取得进步。

 

写好的第一步就是决意要写好，之后都是跟获得其他技能一样。如同你边看RATS手册边学着如何运算回归一样，你也要看看文体教材学着上路。我常推荐我的学生看Strunk和 White (斯特伦克和怀特) 合著的《文体要素》 (The Elements of Style) 一书，让我惊讶的是很多人都说未曾耳闻过 (把这书放在浴室是最好不过的了，每当你有点闲暇就可以随意翻阅几下) 。此外我也推荐他们看William Zinsser的On Writing Well一书学习如何写作；看Donald McCloskey的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学习如何提高水平。

 

成为一个写作好手需要坚持笔不离手。RATS手 册告诉我们如何运算好回归分析，当光光阅读是无法使你做好运算的。你得打开电脑练上几次方能管事。你会知晓你犯了什么错误，什么漏洞会不期而至，什么东西是手册没告诉你的。写作也一样。写得越多，写得越好。回首我的学习历程，在高中我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我经常写作。总是有很多写作任务摊在我面前。那 个时候学校的教育方针近乎压迫，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而今想来我还是心存感激的，因为它是我从事眼下工作的一个绝好铺垫机会。

 

写好不容易，它需要你不断修改，修改再修改。每每当你以为你完工的时候，你又得进行修改。好文章百读不厌，可写文章却是百无聊赖。(我曾问过John Kenneth Galbraith他作为一个流行作家的成功之道，他说，每篇文章他都不断修改更甄完美，五易其稿，方才人人喜读。)

 

我们生在一个幸运的时代，现代科技使我们写作显得格外轻车熟路。我可以在Wordperfet里面直接写，笔、稿纸和秘书全无必要，当然如果有的话，效率会更高些。与此同时现代科技也使人们能“轻而易举”地写出糟糕的文章。好文章差文章一同增加。差文章的需求保持在较低水平，所以在均衡点上生产它们还是得不偿失。

 

相反，好文章有高回报，好的文笔能吸引到读者，能使你的想法和思路为人们所知悉，而且它还给人带来另一种收获：好文章给人以个人满足感。当作者回顾文章并发现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晰，他也能从中娱乐。我不喜写作，但是我喜欢写作的那个经历。

Rule No.6: Have Fun

Rule No.6: 娱乐放松

 

很久以前我读过一本书，它给我揭示了幸福的一个秘诀：找出你喜欢的，然后就去找个人雇你去做。

 

这是我年轻时发现的，那时候，我很喜欢小帆船竞技。因此我就想找份暑期勤工，于是找到了个开帆船培训课的老板(老板上一小时的课收费，我帮忙可以拿到.25。这也是我上的垄断竞争经济学的第一堂课) 。然而我也知道这想法不好实现。我不知道以后怎样才能找到个人付钱让我去参加帆船比赛，这也是我青春期成长的烦恼苦闷之一，还好随着长大我的兴趣也跟着变了。

 

现在当我选题做研究的时候，我仍牢记幸福生活的秘诀。杂志编辑和会议组织者经常邀请我写暨定主题的论文，而我通常会谢绝其中大部分的邀请(这篇文章算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除非编辑给的题目是我曾感兴趣的，我会不想写，而且文章会写得很难看。一般我做研究的方法是，先决定我要考虑什么问题，然后看看我能不能找个人儿把研究结果给发表了。而当我眼下的研究兴趣正好和学术会议的主题不谋 而合的时候，那就再好不过了，学术会议可是我展示结果的绝好机会。此时的会议邀请就能让我在脑海中从几个课题项目中遴选个方案出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开始做事时，那个方案主题能不能让我继续兴奋保持活力。

 

那些开始学位论文的研究生让我提一些战略型建议。当前的研究热点是什么？什么样的课题能够帮他们在顶尖高校里谋个职位？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只不过他们向一个从事于学术研究事业的人问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我告诉他们，要多去思考来决定个人问题的答案。比如，想学什么？从这个世界观察到了什么，因为什么而感到疑惑的？对什么课题内容感兴趣？

 

做研究不像挖个水渠。一个人可以完全不喜欢他做的工作却也能挖出个好水渠来。相比之下，学术研究需要对所研究课题内容充满激情，激情同时可以激发创造力。没人能凭借事业发展这个战略原因来制造出这样的激情。

 

很多人之所以会不懈追求学术事业高峰，是因为他们被所从事的研究深深吸引住。这正是教授在所有职业中的工作满意度位列前茅的原因。教授们喜欢他们所做的工作，还找到了愿意付钱给他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