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明臣直”其实是无奈
众所周知，纳谏的唐太宗与直言的魏征是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一对君臣典范，你以为这只是因为他们人格完美，道德高尚，眼光远大吗？错！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迫无奈之举，不得不这样做。从他们本性并不想纳谏或直言。
先说唐太宗，大家都知道，太宗并非应该继位的嫡长子，他通过玄武门之变，杀了弟兄，逼老爹封他为太子并继位。这件事无论怎样解释，都是上不得台面的阴谋，属非法篡位。
为篡改历史，太宗破天荒强行查阅史官的记载（按皇权制度惯例，皇帝没有权力查看跟自己有关的史书），并篡改史书。但无论在史书中把自己修改得多么无辜，多么善良，多么被动，而兄弟又多么蛮横霸道，欺人太甚。但杀兄逼父的事实无法掩盖。所以这事始终是太宗的心病。
为了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下一个好形象，太宗不得不极力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明君”，以明君之美掩盖篡位之恶。要当明君就必须有直臣配合，才能打造出“为臣者犯颜直谏，为君者虚怀纳谏”的美好形象。其实太宗本是一员武将，沙场拼杀，脾气不可能温良恭俭让，但因强烈的当明君的愿望，太宗不得不压制自己的脾气和欲望，耐心接受批评。太宗想整个别墅玩玩，魏征都通不过。太宗还不能发火，含笑称谢，表示改正。
但回到后宫，一肚子火再也憋不住，恨声骂道：我早晚得杀了这个乡巴佬。幸亏长孙皇后是位贤妻，说正因为你是明君，才有魏征这样的直臣，所以我得祝贺你。高帽子一戴，才算把太宗的火儿熄灭了。
幸亏长孙皇后高帽子一戴，才算把太宗的火儿熄灭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太宗虽然为洗恶名不得不当明君，但他究竟是个明白人，对自己在历史上的形象看得很重。换了别的皇帝，才不管那一套呢，什么形象不形象，“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先享受了再说。
再说魏征，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天下第一忠臣，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魏征先在武阳郡丞元宝藏帐下为官，后随元宝藏一起投了瓦岗军李密，又随李密投了李唐，然后在与窦建德争斗中被俘，又投了窦建德，后窦建德被李唐击败，魏征再次重新归唐。归唐后先是服务于太子李建成，玄武门事变后，太子被杀，魏征又转投李世民。可以说魏征前半生“六易其主”，哪里是什么第一忠臣？
当然，在那个战乱年代，“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换换主子也无可厚非，不过魏征并非自主选择，多是在不得已情况下，为了活命而被迫换主子，起码算不上以死明志，从一而忠吧？即使在那个年代，像他这样频繁换主子，也是个不好听的名声。
于是魏征为了掩盖自己不良名声，也只好以“直臣”的好形象洗刷恶名。正好，这个愿望与唐太宗一拍即合，这才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对君臣相知相遇的典范。其实细究二人，道德并非那么高大上。
魏征犯颜直谏就不怕死吗？他历史上不是多次为了活命而换主子吗？怎么这次不怕死了？其实他心里明镜儿似的，他很清楚太宗为什么愿意纳谏，如果太宗杀了他，反倒成全了他。他从此就成了“忠臣”，青史留名，而太宗就成了暴君，再加上篡位，那就是不折不扣的隋炀帝。他心里有底，所以不怕，尽管放胆唠叨个没完。
说实话，跟太宗一样，魏征的“直言”也同样有故意博取美名之嫌，不比太宗高尚多少。他每次进谏的奏折，都留有副本，交给史官褚遂良，以求录之国史，其实就是奔着“名声”去的，目的正为洗刷不忠的恶名。太宗知道后很不是滋味。这君臣二人可以说各怀鬼胎，心照不宣。
再说，魏征的建议也不见得全都对国家有利，比如他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说二人均有宰相之才，太宗也真的重用了他们，但后来二人都牵连进了太子谋反案，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侯君集虽极有才，但心胸狭隘，人品不端，并不符合“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标准。
反过来，太宗的“纳谏”也不意味着道德高尚，为了洗刷篡位恶名，只好在魏征直言面前强忍怒火。魏征死后没多久，太宗便借着魏征举荐察人不当的由头，推倒了自己亲手给魏征写的墓碑，磨平碑文，好好出了口恶气。
魏征的墓碑已磨平无字
至此，我不由感叹，儒家那套明君忠臣的道德学说，实际上全是胡扯，哪有圣人？哪有完人？全是各怀鬼胎，作出一番虚伪假象罢了。正所谓“外儒内法”，外面打着儒家的崇高旗号，内里玩的全是法家的“法势术”那一套阴谋诡计。真正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当然，不管这对君臣如何各怀鬼胎，但究竟纳谏和直言都是好事，并因此而创造了“贞观之治”，对历史作出了伟大贡献。不管二人道德如何虚伪，成就是不容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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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3 10: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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