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孟母三迁”，今有“陪读部落”。在与树德中学相隔100多米的一个院子里，80多户人家就有60多户是租房陪读的房客，是为名副其实的“陪读大院”。本报近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关注他们的酸甜苦辣，记录了他们的真情故事，并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锦江评论今日特地推出专版，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讨论，欢迎垂注。

 陪读的理性与非理性
 
本报评论员
 
显然，陪读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只在成都，在别的城市也都司空见惯；而即使在成都，“陪读大院”也不只是宁夏街的166号，相信在更多有名的学校附近都可以找到类似的“陪读部落”。

我们对于该现象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在追问：父母抛家歇业，不惜重金开销，追随子女全程陪读，难道是理性的选择吗？
 
相信这样的常识已经深入人心：教育就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人们对于今天的教育投入，不是为了获得唾手可得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了长远的源源不断的收益。显而易见，陪读也属于家庭教育成本的一部分。家长进行包括陪读的教育投资抉择时，就是对成本和预期收益进行比较。
 
这样来看，我们很难说家长或亲人的陪读，是不理性的；而且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家长认为，这种教育投入的预期收益将大于成本，是有利可图的。可资为证的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一直在提高。比如，在美国，1976年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平均比高中毕业生高55%，1994年这一比例就已提高到84%。在我国同样如此，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令人力资本的价值越来越得到体现，好的教育意味着高的收入，意味着好的前程。
 
然而，每个陪读家长的选择是理性的，并不意味着由此产生的“陪读现象”也是理性的。个体选择的理性，往往带来集体选择的非理性。家长进行教育投资选择时，要面对一系列的局限条件和社会约束。这些约束条件不一样，那么他们的选择就会大相径庭。“陪读”的个体选择之所以理性，是就现有的一系列约束条件而言的。对于这些约束条件，个体无法改变，而只能被动接受。但这些社会层面的约束条件，却可能成为集体选择非理性的根源。
 
比如，现在很多中小学校并没有学生宿舍，而有的学生家庭距离比较远，每日上学和回家都要浪费不少时间，且不能保证安全。家长选择就近租房，实在是迫于无奈。机投镇那位公务员龚先生就是明证，三换交通工具也难以解决问题，最后不得不痛下决心租房陪读。其实，学校进行一定投入，解决学生宿舍，这部分需求就可迎刃而解。
 
但是，如果继续追问就会发现，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按照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的原则，每个学生的家庭都不应远离校园。家长为什么宁愿交数目不菲的择校费，也要舍近求远呢？原因很简单，要上好学校、名学校。可见，“陪读”的根源，就在于公共教育资源在学校之间的严重失衡。尽管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取消“重点”和“非重点”，但是这种由于历史的资源积累导致的好、中、差学校的差序格局，并不会因此而马上改观。对非义务教育的高中来说，也是一个道理。这种局面显然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体选择问题，它牵涉到教育公平的体制改革。
 

当然，教育公平问题，也不能完全解释陪读现象的存在。实际上，在一些陪读父母那里，自己的命运已经和孩子的前途捆绑在一起。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也是对自己未来生活保障的投资，即“拿孩子的青春赌自己的明天”。李先生夫妇是成功的例证，他们节衣缩食，倾家荡产陪读6年，孩子终于考上北大，并留学美国，儿子从奖学金里节约出来的“每年1万美金”，也能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不得不说，这样的投资，是教育本身不能承受之重，但它却是如此具有诱惑力和示范效应。在缺乏社会保障和稳定预期的约束条件下，这种豪赌子女教育的个人选择，很难说不是理性的。但是，当它成为一种集体选择，却是社会层面上的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