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的使命在于办学自由

雪里埋

 

据参加上海大学校长论坛的校长们透露，教育部正在调整大学专业目录，一些现有的本科专业可能明后年将不再设置。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校校长纷纷建议，本科应取消管理、法律等专业。据悉，大学校长们的建议直接影响着教育部大学专业目录调整。（7月18日《北京晨报》）

 

无独有偶。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建民在给该市教委的建议中表示，国内高校存在比较普遍的“教非所需”问题。学校所教的知识与技能，不是市场所需或急需，致使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教委回应，将建立北京地区高校质量评估机构，对那些不符合开办条件的专业限期整改或停办，并逐步建立毕业生的反馈制度。（7月18日《新京报》）

 

这两条新闻透露出的信息非常丰富。一则，目前高校专业的设置的确存在问题，与社会需求脱节；二则，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发现并重视这一情况，准备着手调整目前的专业设置，其中一些本科专业难逃被取消的命运。然而其中最耐人寻味的信息其实在于：无论是大学校长们的建议还是王建民代表的建议都表明，对于专业设置，学校并没有自主取消和增加的自由权利，最终生杀予夺的权力其实是掌握在教育主观部门手里。

 

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一种反映。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的高校，并没有获得自主办学的诸多权利，而仍然处于行政化的后计划体制之下。行政权力不仅主导了学校教学的管理、科研资源的分配，还控制了学术评比、职称评定以及招生政策的制定、众多专业的设置等等。显然，教育部门统一制定和调整的专业规划，无法反映日新月异的社会需求。即使这种规划是科学的和灵活的，也总会比时代需要慢上一拍。

 

实际上，要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让计划者对专业设置规划修修补补、取消或者增加某些专业，都无济于事，惟一的办法就是将专业设置的权利更多地下放和归还给高校。只有当每一所高校针对社会需求变化，都能在独立判断和自主决策的基础上做出不同的专业设置，所有高校汇总起来的整体专业设置也才能反映真实需求，做到适销对路。

 

一言以蔽之，就是高校要有办学自由，获得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权利；专业设置，正是这种办学自由的核心权利之一。高校要获得自由办学的权利，不能守株待兔，坐等教育主管部门的放权，而是需要在坚持大学精神的底线上一点一滴地争取。大学校长的使命，就在于为自己的学校争取最大程度的办学自由。欧美那些高校的校长，为什么整天为筹集款项而疲于奔命？其实就是为自由办学争取更多的物质基础。当然，他们早已经获得了包括专业设置在内的自由办学的制度基础。

 

就此而言，我对国内大学的校长们备感失望。他们针对目前高校专业设置的不尽合理，只知道唯唯诺诺地提建议，而不知道理直气壮地要自由。比如，有的校长说“管理本科专业的学生不好找工作”，有的校长说“无一定阅历不能学管理”，有的校长说“国外高校许多专业不设本科”，因此建议教育部本科取消管理、法律等专业。他们并不认为，这些专业的取消或者设置，也可以是高校的自由权利。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某师范大学的校长直言：高校有办学自主权，设置专业或者撤销专业高校应该能“说了算”，教育行政部门只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尽管，声音稀少，却也弥足珍贵。但令人失望的是，他还念念不忘象牙塔的清高，转而对市场需求不屑一顾，认为“就业率与目前行业经济发展状况等很多因素相关，不能反映出一个学校专业的好坏”。的确，有的专业重要性的确不能从人才市场需求得到反映，需要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援助，但这恰恰是教育主管部门要做的工作，而与高校的自由办学的权利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