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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协警擒凶 彰扬公共精神

 

本报评论员

 

6月4日，我市发生了一起持枪杀人劫持人质案，在市民的大力配合下，警方只用了三小时就成功破获此案。为此，昨日上午，成都市公安局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对协助警方破获此案的六位市民进行表彰和感谢。（见本报今日08版）

 

在“6·4”案件中，持枪嫌犯打死一人，先后劫持三辆车，穿行半个城市，一路上险情环生，可谓本市近年罕见的特大刑事案。这样的案件，无疑是对我市警方应急能力和业务素质的全面检阅。值得欣慰的是，警方给全体市民交出了一分令人满意的答卷。

 

但创建平安成都，仅靠警方之力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全体市民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这就是现代公民必备的公共精神，它不是法律上的强制义务，但却是道义上的人人有责。公共精神的最具体表现，就是见义勇为。具体到本案，如果没有群众见义勇为的大力协助，仅仅3个小时就擒获真凶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歹徒持枪横行的危险因素将继续存在，后果不堪设想。这6位市民之所以受到表扬、值得学习，正在于他们身上体现的这种维护城市安全的公共精神。

 

而据警方透露，先后一共有17位市民不断给110打报警电话，通报歹徒逃跑方向。正是这种公共精神的广泛存在，使得歹徒陷入同仇敌忾的群众海洋，最终走投无路、缴械投降。因此，可以说，“6·4”枪案也是对成都市民的公民素质和公共精神的一次考验，可喜的是，市民也交付了漂亮的答卷。

 

之所以说“可喜”，是因为见义勇为的公共精神是一种稀缺而珍贵的道德资源。我们乐见这样的道德资源越来越多，因为这将意味着社会更加和谐、世界更加安全。这种精神的形象表述，在传统的道德观里就是所谓的“行侠仗义、拔刀相助”，在如今的歌词里就是“路不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样的社会正气越多，歪风邪气就会受到抑制，即所谓邪不胜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但是，现实往往并不尽如人意。曾几何时，当“少女街头遭轮奸，数百人围观”“公车上警察浴血斗小偷，无人施援手”这样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那些充满了古道热肠的侠义精神和道德准则，被无情遗忘和抛弃。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归咎于社会转型时期世风日下，道德体系崩溃，伪个体主义盛行；而从另一个面来说，即是公共精神的缺失。为非作歹者之所以肆无忌惮，正在于他们面对是一个又一个相互割裂、漠不关心的原子和孤岛。
 
在这个意义上，见义勇为的公共精神也是一种公共品，需要精心的培育和呵护。政府有必要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奖励手段，大力宏扬这样的公共精神。此次，市公安局大张旗鼓地表扬6位市民的意义正在于此。

 

而实际上，近年来成都一直注重对公共道德的培育。比如，我市成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会，市财政每年向基金会拨付５０万元，如今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已达到数百万元。这就为宏扬公共精神提供了物质基础，避免了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发生。而这种对于公共精神的激励，事无巨细。比如，五福桥东路居民黎宗志面对小偷的一声吼，也获得了见义勇为的奖金。毕竟，任何一点一滴的公共精神，都值得珍惜和彰扬。另外，社会各界也参与到培育公共精神的事业中。比如，为解决见义勇为者受伤后因各种原因得不到及时治疗的问题，成都市综治办与成都第一骨科医院签订协议，全国第一家见义勇为特约医院诞生。正是因为从政府到社会，提供了制度性土壤，社会正气蓬勃生长，见义勇为者层出不穷，市民的公共精神正日益成为整个“城市精神”的一部分。“6·4”大案中，如此众多的市民临危不惧，协警擒凶，就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