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投资49800元，最多赚450万的传销组织在燕郊已经扎根一段时间。日前，三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燕郊分局对此表示，打击燕郊的传销需要通过三河市工商局打传办统一安排，燕郊工商局不受理举报工作。三河市工商打传办工作人员则表示，对于传销组织，打传办也只能是登记，然后驱散，抓人那是公安部门的事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明确定性，传销组织以及传销活动都处于一种灰色地带，人人都知道它的社会危害性，却不知道如何加以治理。直到1998年，国务院发出《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宣布全面禁止并严厉打击传销活动。2005年颁布并施行的《禁止传销条例》，则从法律层面将传销定义为“非法活动”。但很显然，传销并未因此消声匿迹，而是以一种更为隐蔽、更具欺骗性的方式继续存在。

这个号称投资49800元、最多赚450万元的“同德系统”，实际上就是一个换了马甲的新型传销组织。与传统的传销组织动辄非法拘禁、殴打虐待等暴力化的管理模式不同，新型传销组织在管理上更科学，似乎也更人性化。比如在这个传销系统里，并不限制人身自由、严格控制扰民，绝对不发展本地人，参与者又能自由消费，因而对一些急于发财的人来说，也更具诱惑力。但不管形式上怎么变，精神上洗脑、物质上榨取、上线发展下线“拉人头”式晋级的传销本质不会变。因此，监管不能缺位，该打击就得严厉打击。

然而遗憾的是，传销组织和传销模式早已更新换代，实现了“华丽”转身，但是监管似乎还停留在初始状态。这一点，在管辖权的归属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该传销组织所在地的燕郊工商分局表示，打击燕郊的传销需要通过市局打传办统一安排。三河市工商局打传办工作人员则称，对于传销组织，只能登记，然后驱散，“抓人那是公安部门的事情”。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记者来到西城派出所，值班民警又表示，得到举报后可以进行打击，但仍需工商部门牵头。几番拉锯下来，形成了一个执法怪圈：除非各部门统一行动，否则打击传销的最理想结果就是“登记驱散”。

这就好比“牛栏关猫”，抓了放，放了抓，不仅传销组织毫发无损，次数多了，恐怕就连执法部门都会产生执法惰性，反正又不能怎么样，又何必劳师动众呢？另一个尴尬在于，为了有效打击传销组织，地方工商部门专门成立打传办。这本是一项针对性的举措，但在实践中，却似乎更像是一种执法“障碍”。按照《禁止传销条例》的规定，各级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接到举报后，都有责任立即调查核实，依法查处。但由于有打传办的存在，其他部门也就有了推诿的理由。而打传办是由工商而非公安机关牵头成立的，执法的权限和范围都十分有限，这或许就是传销组织能够获得生存空间的重要原因。问题是，专为打击传销组织而成立的打传办，如果不能有效打击传销，仅仅是象征性地“登记驱散”，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是不是一种资源浪费？

分工不明、责任不清，或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态度上的消极。对地方而言，传销未必是一件坏事，甚至还可以带来一定的利益。比如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而这些外来人员需要消费，从而拉动地方经济。在传销组织中，“绝不发展本地人”也是一条不成文的行规。这多少有点互利互惠的意思，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相关部门打击传销的决心和力度。因此，打击传销除了要完善治理结构、理顺权责关系，更重要的还是要转变观念。毕竟，每一个传销组织的背后，可能就有多个破碎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