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家快递公司的员工在处理客户包裹的过程中，拿走客户装有价值1999元的小米手机的包裹一个。这一时有发生、看似简单的案件，在办案过程中却一波三折：检察院指控这个快递员构成盗窃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判构成盗窃罪，判处罚金3000元；检察机关认为量刑偏轻，提起抗诉；成都中院日前终审认定，这一行为属于职务侵占行为，但没有达到职务侵占罪的犯罪数额起点，宣告无罪。（《成都商报》12月11日）

同一起案件，事实和证据都很清楚，但是一审和终审不仅判决结果不同，连认定的罪名都不同，在法律上是件很很奇怪的事情，但在现实中却并不少见。从全国范围来看，记者调查发现，各地法院对快递员工偷窃包裹的行为判罚也并不统一，有的认为是盗窃罪，有的认为是职务侵占罪。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在犯罪形态上非常相似，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公私财物，不同的一点在于，职务侵占罪同时必须满足“利用职务之便”这一要件。事实上，从法理上分析，职务侵占罪可以说是盗窃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或者说是盗窃罪引申出来的一种罪名。可能是考虑到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犯罪门槛较高，所以另设这一罪名。

但因为是两种罪名，所以在定罪量刑上有很大的区别。比如盗窃罪的起刑点是3000元，而职务侵占罪的起刑点是一万元。再比如盗窃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而职务侵占罪最高只是五到六年的刑期。可见，在涉案金额相同的情况下，职务侵占罪的量刑比盗窃罪要轻得多。

这便带来一个问题，同一种行为，譬如快递员盗窃客户的包裹，既可以适用“盗窃罪”，也可以适用“职务侵占罪”，但因为定罪的不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也有着天壤之别，甚至是罪与非罪的区别。比如此案中，一审判决构成盗窃罪，而终审则认定为是职务侵占行为，但没有达到一万元的起刑点，宣告无罪。这中间的差异非常大。

法律上存在不少模糊地带，很多时候很难用是非对错来做一个简单的评判，通常都是交由法官来自由裁量。但是同一种行为，适用不同的罪名，判罚尺度不一，甚至是罪与非罪的差异，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当这种犯罪行为在现实生活非常普遍的时候。一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人犯了什么样的罪，该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应该具有普遍适用的统一标准，这样才能做到公正公正。另一方面，法律作为最高等级的行为规范，也应具有稳定性和指导性，能够给人以合理的预期，让公众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种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如果判罚标准不一，时高时低，就会让人无所适从。

对于快递员盗窃客户包裹该如何定罪的问题，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社会在不断的发展，随时会出现新问题新情况，而法律本身不可能穷尽一切现象，适用作出调整和修补，与社会发展相接轨，是法律自我完善以及维护法律权威的必然要求。需要强调的是，随着快递业近几年的迅猛发展，快递员偷包裹已经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并且常常案值达不到一万元的起刑点，如果仅以职务侵占来定罪，虽然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却起不到打击和预防犯罪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