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河南南阳市民发微博称，其近70岁的母亲赴外地上访后，被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拘禁”于“南阳市卧龙区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这条配有“卧龙区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图片的微博随即引发网友关注，不少网友质疑其为“新型劳教所”。（《新京报》2月13日）

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意味着，实施长达56年之久的劳教制度自此寿终正寝。对于中国的法治进程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对此，社会各界均给予极高的评价。然而从现实来看，多个地方出现的“训诫中心”均表明，被废止的仅仅是劳教制度本身，由劳教制度而衍生出的劳教式管理、劳教式执法，依然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土壤。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南阳等地出现的“训诫中心”，都与劳教制度被废止之前的劳教所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训诫”实乃劳教的变种。譬如管理的主体均为相关政府部门，管理对象都以上访人员为主，而在管理方式上，则是不经法律程序即可对公民实行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诸如此类，公众并不陌生。确切地说，“训诫”不过是换了马甲的劳教而已。

耐人寻味的是，从时间上看，一些地方的“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甚至早在劳教被废止之前就已建立。河南平安网一条来源为“新野县公安局”的消息亦显示，2010年底，南阳市新野县财政下拨7万余元经费，建设了县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这足以证明，南阳等地建立的“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并非什么制度创新，而是为了应付劳教制度被废止而寻找的一个制度替代品。更进一步说，在劳教制度的存废上，一些地方政府表现出的是与中央和民意，乃至与社会发展潮流完全背离的态度。

未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即可对公民实施包括限制人身自由在内的强制措施，这是劳教制度最大的制度软肋，也是其最终被废止的根本。然而与之相比，“训诫教育”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经过几十年的实施，劳教制度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制度体系，实施过程也相对公开，至少在形式上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性。但是“训诫教育”却不具备这些基本的条件，更因为其隐蔽性，很容易导致极力滥用，异化为“私设公堂”，从而成为压制民意、侵害公民权利的工具。事实上，仅从名称上分析，就可以看出这其实是一个有违行政伦理和法律底线的产物。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何来正常与不正常？如何定义？谁又有权对公民的权利表达进行训诫和教育？

“非正常上访训诫教育中心”出现于公共视野并非偶然。一方面，尽管在制度层面已经取消了信访排名，但在不少地方，上访数量仍是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在政绩压力之下，一些地方政府不惮于以极端甚至非法的手段来压制民意诉求的表达。另一方面，不得不说，一些地方政府并未能够与时代同步成长，还远远没有养成依法行政的习惯，劳教制度虽已被废止，但其执政观念和管理思维还停留在“前劳教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废止劳教制度仅仅是一个起点，更关键的仍在于有效约束权力，让权力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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