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羽毛球队前女双队员黄穗，此前在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成群的中国体坛，并不是十分显著的运动员，但过去一周，因为她放弃了国内的副处级干部职位，突然出现在澳大利亚羽毛球队，一下子成了焦点人物。“黄穗事件”让一个特殊群体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们就是“官员化”的中国优秀运动员，这其中不乏在领导岗位上做出成绩的成功典型，如邓亚萍、熊倪、谢军等，但身在其位不谋其职的也大有人在。（《中国青年报》4月15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2-04-15/023524273496.shtml

前不久，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官员曾说，中国的运动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运动员。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对那些官帽加身的运动员来说，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除了获得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极大满足之外，还享尽了赢者通吃的好处，说他们“全世界最幸福”，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但是别忘了，他们身后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普通运动员群体，他们没有显赫的成绩，也没有可以取悦于人的漂亮面孔，退役之后，除了满身的伤病，他们一无所有，他们的世界甚至可以用悲惨来形容：比如沦为搓澡工的邹春兰，街头卖艺的张尚武，还有贫困而死的举重运动员才力……

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形容。中国运动员能在绝大多数国际赛事中争金夺银，举国体制已然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在风光无限的背后，我们必须有勇气直面这残酷的真相。我们的现实是，极小部分运动员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而绝大多数运动员则事实上处于被抛弃的境地。运动员生存境遇的两极分化，以及资源分配上的厚此薄彼，致使我们的体育事业背离了体育的本来意义，甚至呈现出反人性的一面。

“官员化运动员”就是剖析这一现实的最佳切入口。近年来，“赛而优则仕”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譬如2010年6月，山东省体育局就一次性提拔了9位奥运冠军为副处级领导干部。这些官员化运动员，哪怕没有履过一天的职，甚至像田亮、郭晶晶这样整天忙着走穴、闹绯闻，也仍然工资照发，待遇不变。乱飞的官帽让我们窥见了这样的事实：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掌控着庞大的公共资源，但是这些资源没有用在雪中送炭上，而是用于锦上添花。运动员退役生活保障机制迟迟未得建立健全，然而取悦于明星运动员时，却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用金钱和官位来刺激、诱惑运动员，以固化金牌至上的战略，本已是一种制度性的扭曲，但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形成的社会不公，则更让人痛心不已。不能不说，晚景凄凉的邹春兰们，其实就是举国体制下的无辜牺牲品。

需要强调的是，运动员“官员化”的真正受益者，并非那些“官员化”运动员。除了要承受公共舆论的强烈质疑之外，他们事实上也会为了一顶可有可无的“官帽”而放弃自主选择的权利，甚至是人格上的独立。譬如有些运动员本已伤病缠身，但在官方的威逼利诱下，不得不冒着风险带病参赛。再譬如“黄穗事件”，由于父亲病重，黄穗早在2007年已经有了退役的想法，湖南省体育局为了安抚和鼓励黄穗继续参赛，提前用官职作为激励手段，这与人格绑架没有什么区别。真正的受益者是谁？是体育官僚，他们政绩与运动成绩密切相关，为了政绩，他们可以不惜任何代价，滥用权力，滥用公共资源，以及贱踏运动员的自由与尊严。某种意义上说，“官员化运动员”看似风光，实际上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和道具。

现代奥林匹克起源于古希腊，而不是古罗马充满血腥味的角斗场，体育是一种精神，展现的是人性之美，而不是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丛林游戏。如果我们辉煌的体育成就，是建立在颠覆人性的基础上，如果每一块金牌上，都沾满了无数失败者的泪水，那么，所谓体育大国，不过权力的自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