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吕锐锋出席了本次人大会议的首场市民旁听座谈会，针对市民现场炮轰的保障房作假问题进行了现场回应，并表示“我很内疚”。（《南方日报》1月18日）

深圳人大会议已经连续10多年设市民旁听席，从名称上看，这一制度设计的本意是为了让市民“听”而非说。但这一次，市民显然有点喧宾夺主的意思，不仅就深圳市当下最热点的保障作假事件频频炮轰，而且显得有备而来底气十足。相比之下，出席座谈会的副市长倒像是临时客串的配角，除了说一些诸如“审核制度存在缺陷”之类人所共知的事实之外，一句官腔十足的“我很内疚”更是有些敷衍了事。

保障房是政府主导下的为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的民生政策，眼下丑闻不断，作为制度设计者和监督主体的政府当然难辞其咎。因而副市长的内疚仅仅是表示一种起码的态度，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的价值。公众更为关心的是，官员究竟知不知道为什么而内疚，以及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努力来消除这种内疚感？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那么“我很内疚”只是一句绵软无力的自我表白罢了，于问题的解决毫无益处。

座谈会上，有市民提出保障房三方面的缺失：一是申请人员审核制定形同虚设；二是信用机制缺乏，三是处罚力度太缺乏约束力，并结合具体政策和切身体会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分析有理有据，句句切中要害。很显然，这位市民做足了“功课”，并不仅仅是为了渲泻表达的欲望，而是为了能在公共议政平台与政府部门对接，通过理性探讨共同寻求治理之道。然而如此可贵的公民意识，遭遇的却是官僚主义的冰冷面孔，“听了你们的很多意见和批评，我感到很内疚”。深圳保障房丑闻早已“名声在外”，现在才内疚，是不是有点晚？抑或，这已成了官方对待民意批评的标准句式？

不得不说的是，“我很内疚”里也透着一股居高临下的意味。近年来，随着社会整体的进步以及权利意识的增强，政府或官员因自身问题而向民众道歉已成一种政治常态。这是一种可喜的变化，但同时也要看到，很多时候，官方习惯于把基于道德层面的道歉当成了一种问责手段，甚至是说掩盖问题和应付民意的幌子。常见的情况是，道歉道得是诚恳无比，转过脸去问题照旧。根本原因还在于，某些官员自视太高，总以为自己道个歉是件多么了不得的事，内疚一下就该让民众感动不已。其实换个角度看，你既都内疚了，不更应该把问题说清楚吗？

在我看来，“我很内疚”应该是官民双方就公共问题治理展开对话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就深圳保障房来说，审核形现虚设的问题政府准备如何解决，被普遍质疑的处罚不力的问题又该如何应付，这些问题都不妨拿出来，与市民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和互动。别一句“我很内疚”就打发了，然而再关起门来闭门造车，这很让怀疑，副市长会不会白“内疚”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