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有争论，肯定要建”背后的权力逻辑  

11日，针对108个 政协委员签名反对 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新京报》3月12日）

处于风波中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随着108（实为115）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 《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必须再搞科学论证》的提交，陡然升级。显然，就当前呈一边倒反对之势的舆论现状而言，此时公众最希望看到和听到的，是来自项目赞成者尤其是承办项目的地方政府的更为有力的辩解和作为。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任何一项公共决策 ，如不经过利益攸关方的充分博弈，都不可能获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因为谁都不是正义的化身，谁也不应比谁更强势，尽管有些事情看上去是如此是非分明。

但公众期待的决不是这样一种回应。“允许有争论，标志城肯定要建”，济宁市市长的语气之铿锵，态度之明确，恐怕只能用“很猛很强硬”来形容。与其说这是对社会舆论、对百名余政协委员提案的一种回应或自辩，不如说这就是一份超然于公共视野之外的官方声明：我的地盘我做主，你答应我建，不答应我也建。

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营造一种强势语境，张市长在回应几个敏感问题时，将其“官方发言人”的身份表露无遗：要么运用“强者逻辑”，自说自话，“ 中华文化的主流是汉文化，汉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济宁，因此‘建设地是比较明确的’”；要么大打太极拳， 王顾左右而言它， “现在还在面向全球征集方案，到底建个什么东西还没有确定，花多少钱也没有确定”；要么干脆置之不理——对有委员说这是在利用会场为地方争取资金的质疑，张振川未做回应。

在这里， 我们看不到公共理性，看不到决策民主，更看不到对民意、对舆论监督最起码的尊重和敬畏，我们只能看到“权力”二字贯穿始终：权力的偏激与傲慢，权力的放纵与任性。事实上，市长未必就不知道， “允许有争论，肯定要建”首先就犯了两个原则性错误：第一，花费300亿之巨的真金白银，去打造一座虚无飘渺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涉及到公共财政支出的合法性，公共决策的合理性以及政府治理程序的公平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争论不仅有，而且会非常激烈，公众和媒体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权利去争论，这不需要市长的承认，更不必经过市长的“允许”；第二，300亿元的公共项目无论对哪个城市来说都属于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当地人大的通过，而且要纳入财政预算，地方行政长官并无权凭主观意识决定建还是不建。

因此，“允许有争论，肯定要建”的背后，毫无疑问地隐藏着这样一种极其错位的权力逻辑：公共监督是可有可无的，政府意志可主导一切，行政权不仅是一种执行权，而且位于地方最高权力之上。几位济宁籍的人大代表异口同声地表达支持文化城建设，似乎与此形成了某种必然联系。事已至此，我甚至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之争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

新闻链接： http://news.sina.com.cn/c/2008-03-12/021513557037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