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的衰弱，诗人必须负起责任

       年少的时候，我曾经比韩寒还疯狂（或者干脆叫轻狂吧），没有别的资本，就是因为会写点破诗（大学时还混了个文学社社长兼诗社社长的职务）。那时，以为会写诗就可以藐视一切了，以为会写诗就有颜如玉、黄金屋了。
       所以，那时我每天疯狂地写，疯狂地投稿。偶然像中六合彩一样，有一首小诗被诗歌界最高等级刊物《诗刊》选用，那张20元稿费单我竟然藏在身上一个月，舍不得交给邮局。
       大学毕业后，我出版了一本诗集《真挚人生》，著名诗评家孙绍振写了序言，我便傻呼呼地以为自己是诗人了（圈内的人也这么“尊称”，现在想起来多么幼稚和可笑）。
       学生时代，有点诗人气质确实可以吸引几个爱好文学的女孩，可以满足虚荣心。兴趣往往是因为能满足虚荣心而存在的。但走出社会后就截然相反了。现实不会因你会写诗而给你面包和牛奶。而我们毕竟不是是牛，不能自己吃草，然后挤出牛奶。
       尽管在这种状况下，我还坚持写了几年诗，但渐渐地，我发现现代诗歌逐渐被一些写诗的人糟蹋了，有时糟蹋得不堪入目，常常令读诗的人感到滑稽、悲哀或可笑。
       比如，一个被称为诗坛泰斗的人曾在《诗刊》发表一首诗，纪念革命前辈肖三同志，诗歌是这样写的：

 

       肖三同志是个好同志
       我们怀念肖三同志

 

       还有，某大诗人的诗是这样写的：

 

       我们来到野外
       我最想做的事
       就是做饭

 

       再看看一些自称先锋派诗人的诗：

 

       树叶落在脚上
       变成魔鬼的血

 

       再看看官场诗人的诗：
 
       当我是城管
       小贩如老鼠
       我净化着城市

 

       在《都市》文学杂志曾经看过这样一首诗(题目忘记了)：

 

       一支铜号吹响了

       两支铜号吹响了

       三支铜号吹响了

       所有铜号吹响了

 

       某印数少得可怜的自费出版诗集，还没几个看过，竟然获得了某官方文学大奖。

       ……
       渐渐地，我不写诗了，渐渐地，我不读诗了。
       现在，我经常还会收到一些文学爱好着寄来的诗集，我对他们心存感激，也很敬重他们，但我不鼓励他们辛辛苦苦地存活，倾家荡产自费去出一本诗集。
       有个农村诗人为了自费出一本诗集，竟然把家里惟一值钱的耕牛给卖了，父母和妻子哭得昏天暗地。
       在这种诗歌被糟蹋的年头，不写诗，不读诗，不出诗集，也许也是一种解脱。解脱未必不是拯救现代诗歌的方法。正如大家都不参与围观，也就没有看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