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李瑞佳的死，政府不能缺位

2013年3月21日见报评论

本报评论员 姜军旗

　　“洞房花烛夜”，本是人生一大喜事，然而，对于太原市清徐县西营村的李瑞佳一家来说，娶回新娘的那一刻成了一场噩梦的开始。当地有个传统婚俗，就是娶亲回来后，进洞房前要“打新郎”。新郎李瑞佳在被“打”后，出现气管断裂，生命垂危。“好兄弟洞房打新郎，新郎气管被打断”的消息一经网络传播，就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也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见本报3月20日看新闻·社会版）

　　李瑞佳最终没能醒来，在经过40多天的治疗后，于20日离开了人世（见本报今日传政情·动态版）。幸福，对于这个新郎而言，来去匆匆，空余一声叹息。留给亲人的，是过山车式的悲喜切换，和今生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
　　 “洞房花烛夜”本是人生一大喜事，“闹洞房”这一习俗既可增加婚礼喜庆气氛，也寄予了亲友对新人的祝福，在中国由来已久。但从近年来见诸报端的闹喜陋习和由此而引发的悲剧来看，“闹洞房”的传统越来越变了味，让许多网友大呼“伤不起”。
　　曾有报载，因忍受不了被“闹洞房”者扒掉衣服任意抚摸，新娘羞不可言投河自尽的极端案例。在山西一些县区，尤其是山区农村，“闹洞房”也是不少新婚夫妇谈之色变的话题。新郎常常不得不在花样翻新的惩罚式表演中博得宾客们哄堂大笑，新娘或是伴娘则必须完成各种带有色情意味的节目，甚至被异性宾客扒个精光，乱摸一气。更有甚者，在一些农村，还有所谓“验处”的环节。即便双方长辈在场，也会因为这是“传统”而只好忍气吞声，生怕出面制止伤了亲友和气，破坏了难得的喜庆气氛。
　　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中这样描述“闹洞房”：“而为之宾客者，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近世闹新房之所为者，汉时即已有之。”
　　言行纵无忌，闹喜当有度。平心而论，清徐李瑞佳婚礼上“打新郎”的人应本无恶意，只是闹得过了度。“闹洞房”无可厚非，但把热闹当成胡闹，进而跨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给他人造成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甚至出了人命，就需要为此而付出应有的代价。
　　中国人喜欢热闹，甚至喜欢得不顾及旁人的感受，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几乎成了在国外辨别中国人的一个“潜在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法律意识、尊重他人，本身是现代文明的最基本选项，而在“闹洞房”这一婚俗陋习中，恰恰缺乏的是对他人的尊重，对新郎的折腾近似体罚，对新娘的挑逗近乎猥亵。在新人的痛苦和忍辱中，“闹洞房”者获得的只是一时意淫式的快感。
　　广东新会也曾有过一起“闹洞房”闹进班房的案子，后来，警方把这个案例制作成普法教育片。几年前，陕西阎良也曾出现类似事件，当地文明办还就“婚礼恶俗”下发通知，开展抵制婚礼陋习的活动。李瑞佳以生命为代价，敲响的是婚礼恶俗的警钟，清徐县、太原市乃至山西省相关部门都不能等闲视之、一笑了之，而应有所作为、有所行动，借李瑞佳事件，整饬一下流传数千年的婚俗陋习。
　　人类的婚俗演变史本身就是一部文明发展史，婚俗文化的文明程度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类的文明程度。婚礼陋俗是人类文明演进史中不协调的音符，必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演进而逐渐被淘汰和变革。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我们对传统文化应有的态度。“闹洞房”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理应加入反映时代特征的文明内容，摒弃不和谐不健康的旧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