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贞大姐曾经到延安参加革命，她的爱人官至副部长。毕大姐在解放后也学习了专业，后来在科研所任办公室主任。她对同志非常热情和蔼，办起事来干脆利落，完全没有“老资格”和“夫人”的做派。她对许多科研问题的表态，经常是十分中肯的，而且敢于直截了当的发表意见，这在机关中是难得的。
和她在一个单位时，十年的折腾已经过去，大家都忙于工作，虽然天天见面，但是从来没有在一起聊天。何况，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应酬”，没有晚会、没有饭局、没有卡拉，更没有机会到远郊区去“开会”。现在就不同了，有的办公室、机关、院部的领导和干部们，一二周就有二三个小活动。不过，花费了时间，同志们之间也更了解和融洽，偶尔吵架的当然除外啦。
毕大姐离开我们有十多年了，我早离开了这个单位，听说噩耗后，也专程到八宝山去送别。我和毕大姐接触不多，但是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是，我到这之后不久，她就问我，能不能给单位做一个自动钟，每天上下班和工间操自动打铃。现在要说打钟，全国城乡（除去贫困地区）的中小学都用上了电子钟。而那时没有简易产品，有的电子钟相当于工业控制产品，价格昂贵不说，还只适用于火车站这类大型建筑群。
（单位没有传达室，也没有院子，200多人借住在工厂的一个四层大车间，没有铃号十分不方便，忘记打铃更麻烦。）
我答应了，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给安装到办公室里，和原来手动的开关并联到一起。鉴于所里的条件和器材，我设计的钟没有调整对钟部分。要调整时，到12点电台报时，摁一下按钮就完事。以后，不停电就不用管了，停电呢？调整对时也简单。
后来，有人嘲笑钟太简单，说是星期天也打钟（办公室的人忘记关电闸）。毕大姐很生气，说你们一个楼道的人都是搞电的，好几年里没有一个人出头，人家做了，你们又说风凉话。反正，这个钟一直用到我离开单位之后。这是第一次和毕大姐打交道。
有一次开办公会，几个人闯进来反映，说是我造成重大事故，还掩盖事实，要求领导处理。其他领导都看着我不吱声，看来办公会要开成揭发会、批判会。毕大姐在场，她问我是出了问题吗？我答是在联网时不小心短路了，烧了俩“接口”片子。毕大姐问损失多少钱？我说一个片子8元，两个共16元，已经买回来材料修理好了，没有耽误试验。
毕大姐扭脸看着“男一号”，说几千元的人为事故拖延好久都没有人处理，这点事还是正常试验中的损失，都要拿到办公会上来，别的事还干不干。看到是毕大姐讲话，这几个人不再说了退出了会场。
我到这儿不久，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场面，脸红心跳啊！幸亏毕大姐援手救场，其他有关的人则不张口看热闹。过后我还是很不好意思，毕竟自己不小心。当时，一台计算机要140万元，而16元钱，当时能够买18斤猪肉呢！
办公室的小姑娘W是打字员，因为家长是老北京，怕她上大学分配外地，坚决不许她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到单位当了打字员，整天像小鸡啄米般地一个个看着铅字按下来。她也不甘心，还是上了电大。我去了不久，这个姑娘毕业了，拿到文凭，要求调到科室工作。因为她工作认真，毕大姐自然不想放人，和所有认真干活的人一样只能死守阵地，暗中大约也哭过。W在给我打字时说过几句，我就和毕大姐商量放她出来。毕大姐说，不是我不放，这孩子真是努力学习的，不过所里已经人浮于事，没有部门要她，电大毕业还能搞科研？我说让她学计算机应用，软件还是需要人的。
二年之后，W参与的一个计算机应用项目得到部级一等奖，她承担了近半工作量。现在，人家是机关的处级什么巡视员，估计追溯到当年没有上正规大学，她要是清华毕业的可能还要升上去。
我平日孤陋寡闻，毕大姐的事不知道有多少，当时都没有注意到她也去过阳新干校，也没有聊过干校的事。要是毕大姐管科研，一定会放手培养许多人，这样的老同志、老大姐才知道用人，关键的时候关心人、帮助人，大家也十分尊重她。
我离开了这个单位，毕大姐也早离休了。反正这个单位就是靠一批老同志撑着，这些人一走管理就更不行了。后来听说她住院一个多月了，单位头头是不知道呢？还是知道了也没有时间派人代表单位去看她。
突然之间毕大姐就在医院去世，头头急忙到她家向李部长表示歉意。说是生前没有照顾好，去世了要让她“风光风光”，我们都说这家伙的官当到头了，连话都不会说了。单位的许多同志回想到毕大姐的许许多多事迹，都说她是“好人”。据离休支部的老同志说，这次告别也是人来得最多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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