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北京晚报》一天天地成长起来的，是那种“饭可以晚吃，报纸要先看”的一拨人。

    1958年和同学们一起为新创刊的《晚报》当过报童，（天还没有黑，拿到的2分钱的一叠报纸就都售完了，我们是男生，使劲吆喝着，我怕谁？）学校获得市级运动会舢舨少年队冠军，图文并茂地成为《晚报》新闻（大学是成年队冠军，也有照片上报纸），都是大家一生的记忆。这些年来，不仅我的文章在晚报（北京的水、德性等）征文中亮过相，获了奖；还经常拨打晚报的热线电话，报告消息、评头品足（打免费电话挑毛病呗）。

1981年5月，我从昆明乘火车回北京。当列车在中原地区迎来红日初升的第二个清晨之时，卧铺里一位篮球运动员发现自己崭新的46号皮鞋变成了一双中等尺寸的破皮鞋。乘客们发挥了各种想象向乘警提供皮鞋“炮换鸟枪”的前因后果，和什么人在中途上车下车（怀疑是跑通勤的员工干的事，他们半夜在卧铺中坐在过道中，早上下车了。旅客都是到石家庄、北京的。）；而当事人却在为如何出站换车发愁。

热心的女列车长从软卧拿来拖鞋，仅仅略大于他的半拉脚掌，转而表示在下一站就向北京火车站请求支援。“丢鞋”在火车上很少见，而事主是去大连探亲的昆明军区体工队的军人，还是大高个，“皮鞋事件”就成为旅途结束前的讨论中心。

不到半天，火车徐徐驶入北京站，我们向站台望去，发现二位铁路员工正拿着两双大号布鞋在招手。在没有手机和出租汽车的时代，相隔几百里，买到特型布鞋真是不容易办到的事。这位大个子军人，心中的不快立刻被北京站铁路员工的情谊化解。

我下车回到单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了一篇短稿寄给晚报。第三天，晚报以“新闻故事”的栏目在头版报道了这个消息，还配了列车到站送鞋的照片，据说鞋是专门到前门内联升去买到的。虽然没有用上我的稿件，我还是将这张晚报画上红框给昆明军区体工队领导寄去。（那时也没有提供信息奖）我想，在运动员归队之前，他们就会知道大个子在火车上丢了皮鞋，也知道北京人是如何帮助过路战士解难的，也会知道《北京晚报》将宣传军民情谊放在重要的位置。

199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和“失物”结缘。曾拜访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单失物招领处的王铁岭科长，才知道绝大部分收存的失物都无人认领。而市局治安处的汪沁警官介绍说走失的老人（老年痴呆症患者）几乎天天都有，更需要和家人及时联系。我开始汇集寻人寻物的材料，现在还保留着一本寻人寻物的剪报，其中仅《晚报》的消息和“寻人”的分栏广告共有90多篇（大约搜集了一年多时间）。

翻阅颜色发黄的剪报，有那年 2月24日丰台民警孙现云等送九旬老人卫冠武回家；7月31日，江苏来京探亲老人何锦贞走失半月，被西城环卫局贺秀辉发现；中秋节前赵玲琪将7岁儿子“天天”丢失在天坛公园，民警王小平为他找到妈妈等等化悲为喜的事例。当然，也有的市民刊登广告寻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走失亲人，一直没有结果。至于寻获11万元存折、8万元现金等等出租汽车司机助人为乐的报道就更多了。

（我们向市委提出做寻人寻物热线，经过文明办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同意，已经确定电话号码为：丢三落四请拨“1256”，已经得到企业赞助申请了宽带线路，但是因为另外一个单位不同意，说是他们的任务，由他们办而撤销。后来这个个单位也没有做。）

崔永元看到这些剪报，也关心起走失老人和老年痴呆症的问题，2001年4月22日，在央视“实话实说”做了一期“老人回家”的节目，我和中国社科院杨团、公安大学的王太元老师应邀做嘉宾参加讨论（没有给我照片，就是小崔《不过如此》书中向大家鞠躬的那张照片的现场）。“夕阳红”节目也做了专题节目，访问了在晚报刊登广告，寻觅90岁走失老大妈成功的事例，也播放了寻找走失老人未果的悲伤家属的呼吁。（一位是北邮的退休老大妈向北走失，至今无果；一位已经在什刹海溺亡无人认领而火化，家属还在满世界寻找中。）

我的外祖父熊十力先生在80年前就说过，媒体要“教育民众、引导社会”。《晚报》做到了这一点。在首都文明办和晚报、电视台等的努力之下，北京人的见义勇为、文明乘车、拾金不昧和帮助老人回家等等好人好事都在逐年提升。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进展、移动定位设备普及和通信费用的降低，北京总会建立起专门的服务热线和技术系统，及时帮助走失老人、儿童回家，帮助失主找回失物。（后来北京市红十字会也提出另外方案，要为10万老年人服务，但是实施失败。老人都不愿意在身上带上有号码的‘符号“，当然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痴呆”。我和他们领导说过不行的，他们没有接受。）

（《北京晚报》五十年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