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数字化城市的一种写照，邮政和新闻这两个领域就是其中两座大楼。这两个领域的信息化应用都达到了领先水平，网络可以四通八达。但是，新闻单位发放稿费的过程还是手工操作，报刊社电脑中的稿费数据要打印出来，一笔一笔地填写“邮政汇款通知单”，再由人送到邮局办理大宗汇款业务。经过业务员手工登录，开具“四联汇款通知单”、用计算器累计汇款总额，加上手续费，划拨支票后，才能进入邮政内部数字信息处理流程。一般来说都要拖延几天才能拿到汇款收据。在双方都有信息网络的情况下，这种几年如一日的手工信息交换方式，不就是一件十分滑稽的过程吗？

    《科技日报》规定，谁编辑的版面，谁负责填写清单、邮寄稿费；另一家报社认为，稿费就是钱，个人不能对稿费负责，还得统一交财务处理。《人民邮电报》干脆把支票和稿费清单交给邮局，后续的单据都请代劳，拿汇款收据来领劳务费。

    几乎所有的大型报社都有专人甚至几个人负责稿费，一家日报的办公室主任调动工作已达一年，这位女士说她经管的稿费还未交接。至于一些小型报刊不知是出于财务原因，或是稿费作业上的环节不畅，作者的稿费经常要拖延半年，甚至“泥牛入海无消息”。

    经北京邮局统计，1997年稿费大宗邮政汇款就达到1亿多元的数量级，有的报社一次汇款2000笔，汇款多为几十元、百余元。处理这零零碎碎的1亿多元之难度远远超过处理基建或贸易大笔款项的难度。由于报刊不断扩版，稿费标准也在提高，稿费数额还在逐年“持续增长”，为此烦恼的人也越来越多。

    有的作者投书“全国人大”，强烈批评中国邮政扣押挪用作者稿费。因他向报刊社编辑询问得知稿费已经发出，而一二个月后才能收到。其实，作者不知道从编辑到财务，有时稿费要像蜗牛一样在内部走上几十天，出了报社大门到邮局大约要1周才能拿回收据。邮局虽然亏损，见到稿费汇款的大宗业务也并不高兴，忙碌半天根本赚不到多少钱的手续费。

    大宗稿费汇款，说起来吓人，厚厚一沓汇款单总共也就几千元。有时业务员太忙，敢抓支局长的公差，帮忙用计算器累计核对。

    在信息化时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数据落地。只要数字成为纸介质上的符号，就得从头录入校验。谁都知道联机传输好，但问题在于，行业之间的数据交互由谁来组织，标准如何制定。

据报道，北京的一个“公用信息平台”，说是花费了几千万元投入，一年完成了上亿元的“电子商务”交易额，这当然可以算是十分可观的成绩。而完成新闻与邮政两个行业之间的数据互联只要几十万元，可以轻松的承担上亿元的汇款，虽然不断有人呼吁奔走，一直跑到主要领导的办公室，4、5年来却始终未能解决实用化。后来得知，钱是花了，可事情还是没有办成。

2002年，邮政汇款实现了电子化，但是与新闻单位联网，传送批量稿费数据的问题依然等待解决。

    要是按照广义的“数字城市”，这类现象就反映了我们的观念和管理水平的局限性。

    对长期为“亏损”困扰的中国邮政来说，花费了大量投入的所谓“综合业务网”，只有开拓更多的涉及为用户延伸服务的业务，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然有限的项目费用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邮政要面对市场、面对高科技和信息化，把服务通过网络末梢延伸到用户的“桌面”，才能增收节支。而不至于总想依靠调整邮资、大量发行出门就打折的纪念邮票来保证收支平衡。专营的中国邮政，也应当认真考虑一下在高科技支持下的社会化和社会效益。

    现在的问题是，在相邻的两个部门之中究竟应当由谁来主动，谁来主动打开相邻大楼之间的大门与通道。从理论上说，我们的信息化建设规划和政策法规如何才能打破传统的部门边界，实现数字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