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中国人觉得比父辈们幸福多了，物质生活的“洋化”，并没有让他们“变色”和“人头落地”。对欧美的现代文化的认同，是不是必然背弃中国传统文化，要由我们、由下一代人来回答。

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英文名，可能是受到“网名”的感悟。

    我遇到一位长驻香港的美国朋友，他给我的名片上只有中文名字“葛钟思”。他自豪地说，是我自己起的，葛是诸葛亮的葛，钟是钟爱的钟，思就是思想的思。读者朋友大概已经知道他的心愿了吧，因为 葛先生在大学是学习历史专业的。

    中国人的名字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姓名本身就是家族的纽带、排行，甚至蕴含着父辈对子女的期望。不仅“百家姓”为世人皆知，而且“族谱”也记载了家族的变迁兴衰。

中国人的姓中，“王李张刘陈杨周黄赵吴孙徐林胡朱”等大姓占全国人口的近一半。据北京市统计，女性居民中叫王淑珍的有13000多个，张淑珍11000多个，刘淑珍10000多个。此外，“英华玉秀明珍”这几个字用于人名的频率最高，约占全市人口10％左右。而叫“王涛”的更多，数以万计。

如果《姓名法》能够规定，鼓励孩子在父母姓名中选择相对少数的“姓”，对于保护“珍稀”小姓，减少重名倒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处的关玺华警官说，过去，小孩重名严重。一个小学一年级新生中，竟有19个孩子重名；其中一个班就有4个人名氏不分，课堂上老师一提问，4个孩子都站起来回答，后来不得不给这4个孩子调了班。同名同姓现象给户籍管理、人事制度、邮电通讯、学籍注册、公安交通、金融贸易等方面带来一系列麻烦。

现在的人们越来越追求个性化，越来越重视自我，渴望推销自我，名字也就越来越有了个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起怪名的风尚不应该遏制，因为怪名之特殊性，容易被别人记住，不容易重名，从而避免了重名引发的社会问题。

一些国家有相应的姓名法。德国就规定：如果孩子的名字若看不出性别，政府可以不予批准。而中国的许多女性反而喜欢名字“男性化”，2001年“央视”的“三八节特别节目”中，多数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名字就分不出性别，不知社会学家对此有何看法。

德国杜塞尔多夫一家法院甚至干涉名字长度：一位母亲想给她的男婴取一连串长名：Chenekwahow Migiskau Nikapi-Hun-Nizeo Alessandro Majim Chayara Inti Ernesto Prithibi Kioma Pathar and Henriko，不算上姓总共达13个词汇之多。

结果一审法院裁决只能取Ernesto、Henriko和Alessandro三个欧氏变体名字之一。母亲再次上诉，结果上诉法院还是维持原判，说多出的12个名字今后会给孩子增加负担，因为要全部书写正确很困难。

看来这也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差异，我们考虑的是现在、是家长的意志；而人家要想到将来，要为孩子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