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俄罗斯艺术家讲过一则寓言：甲壳虫爱上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也回报以爱情，它们朝夕不离地相守。但是毛毛虫突然变成了一只僵硬的茧子，甲壳虫悲痛欲绝地扑在它爱人身上。后来，茧裂开了，飞出一只蝴蝶。甲壳虫以为是这只蝴蝶害死了它的爱人，于是狂怒地扑过去决斗。蓦地，蝴蝶转过头来，甲壳虫看见了一双熟悉的眼晴，那正是它毛毛虫爱人的眼晴啊，它们终于相认，一对情侣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是典型的西方语境和西方思维，强调全体性和完整性的东方文化，很少专注于事物的某一局部，更少将局部的意义发掘、张扬到能够阐释或者超越整体的地步。

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就只记述了将军的决斗。战士几乎总是属于“跑龙套”的地位，大多无名，一笔带过。

一位留学生和当地的清洁工聊天，吃惊地发现老美的清洁工（janitor）竟然有27个级别。会擦地板是初级，打蜡则升一级，磨地再升一级，要当到“超级清洁工”还真需要一些年头。刚开始也觉得老美真多事，但后来才知道这“人手一本菜单”（menu）的现象，以及这一概念是很多年前就提出来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各尽其职，各擅其长。

一个大城市计划把150台网站联接起来为城市社区服务，要创建全国最大的网络平台，并认为这是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体现。但是，《晚报》记者在现场采访这些专家的宏论之后说，现在该网络存储的信息服务资源几乎为零。这就是典型的从宏观出发的“大文化”观念，只求所有，不求所用。

不论有多少先进的硬件、软件，甚至是引进国外原装的管理系统，只要原始数据不可靠、甚至缺乏服务对象，高级设备和先进技术又有何种价值呢？就是载入信息化的历史，也是一场笑话。

托夫勒在《预测与前题》一书中说，各种文明都有交流信息的体系。有的社会信息交流不多，派人下乡送信就能够解决问题。

他在“论思辨之路”中说，波斯人就造起了一连串塔楼，在顶上站着一个大嗓门的人，向下一个塔楼里的人喊话，信息就是这样接力传输下去的。

波斯人能征善战，他们的“塔网”用来发布国王的命令，指挥军队行动，是十分有用的。但是，作为村落信息来说，通过这种“塔网”传输，一出本村就没有什么信息内容值得继续向前传递下去，别人还能关心和转发吗？

 托夫勒说，信息领域和社会领域是密切相通的。

信息流量和信息网络的传输能力应当匹配，这是一个基本原理。铁路部门老说的一句话就是“运能与运力不相符”，因而要扩大基础建设；相反，像珠海市费尽千辛万苦修建了飞机场，最后因为没有足够的旅客流量，年年亏损，只能关闭。真是怀疑当年专家们是怎样做的论证，所以在科学问题上还是应当广开言路为好。

如果说物流是众人能够直接看到的，不管是不是专家都能明白；那么，信息网络的规划和投入，是不是就不能为大家看到呢？

设想一下，我们的社区也建设了“塔网”，每天在150个社区之间传输的都是类似：“哪个小区的“哥们”有空，请速打车到123号塔站，塔东25米的76号楼；张大妈家的水龙头漏水每小时0.74立方米，快来帮忙给拧紧”，“前来服务者，将在助人为乐304网页和能源节水728网页上进行表彰”。

这不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情吗？

2001年在北京国际周上，一位小姐主动请我留步，听取她介绍“社区网络系统”展台的技术先进性。我对展示的先进技术不感兴趣，反问她在社区到底打算开展什么信息服务才需要这样大规模的网站的网络。据她说，等网络完成了，就可以进行“许多许多”先进的例如“宽带”这样的服务（原话记录）。

但是我始终搞不懂，一个城市有多少信息每天要在150个街道办事处之间来回传递。再说“宽带”是技术，还是内容；对老百姓来说门口的马路有多宽、水泥有多厚是次要的，有没有公交路线、停车场、存车棚、商店、医院和学校才是根本。

我问她，学校的“系统工程设计”是不是先从任务、科目与数据流量开始计算的，没有任务，何来系统规模。

女孩问我究竟是什么人。

我说：“我就是《晚报》的读者，看看记者王学锋的报道吧。如果他写得不对，你们也可以辩解。”

她笑道：“你决不是一般的读者。”

其实，读者都是一样的，只要看到，就能想到。

如果公开招标，肯定有不少网络公司仅用二三个网站就把事情办成了，一个远郊、一个近郊、一个城区，三个网站解决了社区信息服务，就是先用两个、一个网站也没有问题。留下建网的几千万元拨给社区教育或是环境保护，还可以办多少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