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基础的不同，或者说是资金的匮乏，有的网络公司只能急于寻找出路，急于获取成功。因为缺少资金，许多事情不可能做；因为缺少资金，又宣布自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从学龄前儿童到大学生，从政府、企业到社区居委会的大妈，一时之间都成为网络公司的潜在客户。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来评论网络文化，就很难切中要害。

     文化差异常常体现在解决问题的手段和途径。从教育观念开始比较，更能体现到文化的差异。

社科院的一位旅美学者，在美国中部的一所小学一年级教室里，看到后面一条标语：“Childhood is a journey, not a race（童年是生命旅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有终点的比赛）”。他说，我们的教育者很少会从孩子的角度考虑什么是重要的，而经常是从教育者的角度考虑，什么是重要的，父母和教师可以决定孩子们的思维和生活。

美国人认为，孩子成长的最重要的还是那些最基本的能力，如阅读、计算、写作、交往、运动等。美国人强调的是孩子的主动性和表现自我，而这些行为并不一定要靠计算机才能形成。如果说电脑游戏能够为孩子的智力、反应与对抗带来好处，美国人说那还不如到运动场上去一起玩橄榄球、篮球，还能锻炼身体，增加孩子的群体交际能力。

美国的教育哲学是：应该重视科学观而不是技术。技术只是一种教育工具，关键是怎么用这个工具。美国人能让孩子们提出太空科学实验的题目，到航天飞机上去实验，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不看年龄，只在创新。因此，在美国，不论是孩子的突发奇想，还是实现妇女飞行、老人跳伞、盲人登山的愿望，都是正当、合理的，老人一样有工作和继续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这里用的字眼是“接受教育”而非“学习”，是因为我们常把“教育”看作社会化，而“学习”是个人行为。

东方文化在受到西方观念冲击之后往往体现在摇摆，否定再否定。几千年的以长者尊，论资排辈；今天在信息领域又反其道而行之。年龄就意味着落后，意味着保守。按照“网络时代”的“摩尔法则”推理，每18个月器件的集成度翻一番。据此推论，35岁以上的“老人”已不再能承受信息社会中这样的激烈变动，所以为了照顾这些“老人”的身心健康，我们见到的招聘人才的上限大都是以“35岁”作为上限。不知道在“文革”之前出生的职工，对此有何想法。

计算机和汽车、篮球一样，只是生活、学习的另一种工具。计算机教育可以将儿童培养为一个主动的使用者，也同样帮助中老年人适应计算机或互联网时代的生活环境。所以美国的中老年人同样积极地提出模拟水流、模拟人体动作、模拟服装飘逸的动画数学公式，实现这些程序涉及到电影、航天、古生物、天文、纺织、数学等诸多专业。只要思维不停，年龄绝对不是知识分子生存的界限，当然取得资金支持也是必要的条件。

    从根本上来看，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的沟通接口是感官，而处理感官信息的功能是“思维”。因之，人与自然的沟通完全存在于思维过程中。这一点，不论东方西方，古代现代都是统一的，都是要接受实践来检验的。

    不同的文化可以导致不同的后果。有的文化节省资源，有的文化浪费资源；有的文化给人带来享受，有的文化给人、或者给一部分人带来痛苦、关闭和排斥。

     有人说：“中国文化有深浅两方面：浅的指内容，深的指精神。”一位美国教授维廉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东方传统。对于中国人来说，考虑问题的因素与次序，与美国人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以法规、传统与道义为抉择的考虑，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仁义道德，然后是传统习性，最后才是法规。而美国人首先考虑的是法规，然后是传统习性，最后才是仁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