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一种坚硬的力量

我知道李伟，是在他叫“里韦”的时候。

那好象是1993年前后，在另一位天津诗人萧沉家，老萧为我介绍了本地“七月诗社”的几位朋友，李伟便在其列。几个人话都不多，也就是礼节性地客气几句，打一下招呼，从此算是认识。

这之前，我曾在萧沉家见到李伟、亦冬、苏志坚几个人合办的民刊《窗外》（后来改名叫《门》），知道他除了“里韦”这个笔名外，还另起过一个叫“马场道人”的“艺名”。虽然字面上能看出那名字缘起于天津的一条街（“马场道”），可潜意识里总怀疑此人偷偷练过什么独门功夫。再往后熟了，李伟和苏志坚有时就到我家坐坐，也说起伊沙给《窗外》寄诗时，在信里跟他们提起过我。

现在回忆，李伟那时的诗已经有一些细节令我关注了。比如有一首《我要到马路对面去》，那种落寞中的朴素使我读时心中一动。我曾问萧沉和小苏，李伟为什么不多写写呢？那两人也很茫然。从今天谈诗的角度说起来：其实那时的李伟应该是天津地区唯一纯粹的口语诗人，从写法上讲是最先进的，只不过因为作品量少、另外语言上的气还比较弱，又不太投稿，外界才一直不知道李伟。那一阵甚至连我们这些周围的朋友也以为他就会这样无声无息下去了。直到1999年，当时在天津青年报编周末的萧沉有一天忽然跟我说：“我发现李伟现在长诗了。”随后他向我复述了《大哥大》、《坚硬的力量》、《超市》三首诗的大致轮廓。我也有点惊奇。不过此后没有进一步得到关于他诗歌的消息，慢慢也就放下了。以至于有一次沈浩波向我问起李伟，我还表示过小小的担忧：一是他作为以往懒散的性情诗人，不知现在这样的状态能否持久；二是后来没能见到他更新的东西。不过，李伟自己旋即推翻了我的这种疑虑。《像一个工人》、《拜访》、《五一节》、《顶风》等新诗老诗开始一股脑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发现自己多虑了，李伟这回是有备而来。

李伟告诉我：他的写作始于八十年代末。主要接受的是第三代的影响，后来再加上一部分的伊沙。但他的语言状态老使我自觉不自觉地想起唐欣——这两个人都是以日常语感入诗，还都有那么一点老第三代语言的影子。唐欣的诗睿智、洒脱，李伟的诗则积蓄着某种隐忍的力量，带有不动声色的抗议性。《当我流泪的时候》（1994）对抗的是人性自身的软弱；《大哥大》（1998）对抗的是那种与时俱进的恶俗生存哲学；《坚硬的力量》（1998）对抗的是体制与虚无。自嘲、幽默、解构，这些很容易被用作抖机灵和炫技的手法，到了李伟的诗里，往往都被赋予着向外界表达个体尊严和对时代进行质疑的功能。《像一个工人》（1997），《战术》、《五一节》（1998），《顶风》、《艾吕雅毕加索和我》（1999），《就这样锈下去》、《装修计划》、《警察换装》（2001），《咬住一团棉花》（2002）……这种若隐若显的对抗意识，贯穿了李伟诗歌的始终，一如他的诗名——“坚硬的力量”。

生活中，李伟是个谨慎的、与人为善的人。可诗中的他无时不在对外部世界进行着冷嘲热讽。他诗歌中有两首具有“标本意义”的作品——《错位》（1999）是针对“知识分子写作”有感而发的；《打炮》（2001）则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近年横行于民刊和网络的“哈喇子诗歌”。这种面朝诗歌内部的“颠覆性灵感”极大地丰富了李伟创作的维度，也体现了诗人面对潮流的清醒。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清醒不是以争辩的姿态来传递的，它穿上了解嘲、调侃的外衣。我之所以说这两首诗具有“标本意义”，一是它们从里到外都充满了鲜明的先锋诗歌理念指陈；二是这种低调、相对柔和的颠覆气质，在许多方面都暗合了“新世代”或曰“中间代先锋这一支”绝大部分作者的共同特点——刻意规避冲突，不事包装和声张，在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表象下审判世界，并一意孤行地推进着自己的诗歌理想……

除了这种不动声色的抗议与颠覆性，李伟诗歌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场景和意义的重新发现。像《牛仔上衣》（1993）、《拜访》（1994）、《一粒扣子》（2002）这一路诗，语言的透明让人很容易想起那些熟悉的第三代诗歌，但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过分沉浸在那种无为而治的词语陌生化里，相反，他是在籍此对事物进行一种意义上的重建或恢复，有时甚至开始进行某种胆大妄为的虚构。他的《开往天堂的客车》（1994）便是后者的一个明显例证：“开往天堂的客车/停在调度室门前//发车的时间已过/车厢里空空荡荡//司机苦闷地抽烟/售票员和调度聊天//车身已经破旧/道路一直通向天边”。这首四节八行的诗，让我想起了张志的名篇《我梦遇死神的列车……》。近似的题材，同样不长的篇幅，作者同属于一个年龄段，但两首诗呈现出的意境竟如此悬殊——张志的那首可谓“灵魂出壳”、“灵”气逼人；李伟的这首则像是一首懒洋洋的乡村歌曲，或是一部色调温暖的美国公路片，十足的人间烟火气息。两首都是佳作，都属于这一代诗人为新汉语诗歌所做的独有的建树。

诗歌绝不是自己哄自己玩儿的雕虫小技，写作也从不是一相情愿的呓语言说。相信李伟会同意我对诗歌和写作所做的这种阐释。事实上，如果不是太笨的话，我这一代作家中的绝大多数都会承认人文精神对于“文学”这项事业所起的支撑作用。而诗歌尤其如此。这些道理反过来，再落实到细微之处就是——写诗的人必须要关注生活、热爱生活，不时地从生活的各个层面汲取养分，同时又不为生活所局限。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许多外界看似突现的人与事，其实早有准备与来历。李伟的写作就是如此。除了诗歌上直接所受的影响外，滋养他诗歌的还有他在大学所学习的绘画。他是家里可以没有书，但不能没有画册和音乐的人。我的诗人朋友里，能在聊文学的同时再天南地北的聊聊音乐和现代美术的，惟有李伟和宋晓贤。不过这两人又有不同：宋酷爱音乐，能写歌，词曲唱都来得；李则是美术科班毕业——沈阳鲁迅美术学院。

天津诗人李伟其实是沈阳人。这说起来很好玩。不管怎么样，我们倒都是天津泰达队忠实拥护者。 李伟的夫人张晓披露，有时李伟的母亲来看儿子，碰上电视里转播足球，家里便会出现意见分歧：老太太拥护辽宁队，诗人坚决捍卫泰达。总之李伟这个人有趣而复杂。常常是你以为已经了解了他，可他一不留神就给你露出了另一面。

有关李伟的段子都挺绝：有一回天津诗人格格对我说，“这个李伟呀，真够颓废的。”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那天我看见他在卖自己的书，他把《追忆似水年华》都卖啦！”后来我问李伟，李伟说：“我一想，那书反正我也不会再看了，搁着占地方，不卖干嘛？郝正宏（格格的原名）还说我颓废，其实那天他也是卖书去的。”后来，据青年诗人任知投案交代：他在一家旧书店买到了这两个人的好几本书。

段子二：有一回李诗人家里准备买一新电视，到商场一看：超平的不错，买！就买回来了。可是搁了不久，他夫人就发现每次逛商场，李伟还老往家电那边跑，有时索性站到新款的纯平彩电侧面，目测屏幕的角度，尔后感叹一声：还是这个平呀！弄得张晓直没脾气。

段子三：几年前，苏志坚跟我举报，有一回他刚去李伟家，李伟就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迫不及待地把写好的一张字条塞给他，叮嘱：“快，你把上面的字念念！”只见字条上写着那段著名的“岸是绿/岸是透绿/岸是透春绿……”

生活中，好玩的人不一定都能写诗。但好的诗人，性情中首先都有好玩的一面。那些表情僵硬的人靠着自身的挣扎未必不能成为所谓诗坛的人物，但注定很难写出生机盎然之作。高级的艺术应该是润泽的。这其实也是我这一代不少诗人与第三代诗人在艺术观上的差异。

李伟现在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职业是教书。业余有时还帮外面画个插图什么的。这几年诗歌的量也是渐趋高产。我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写作的。但作为一个年龄相差不是太远、早年几乎与他同样懒散、现在又在同一座城市写作的同行，我知道这对李伟意味着什么。时光教会了一些诗人，放弃性情，选择坚强，选择生存与创作的苦役。厚积薄发，砥柱中流，“新世代”或曰“中间代先锋这一支”诗人们的命运既是历史赋予和与生俱开的，也是每个具体的人自我选择的结果。生命与作品的硬度从来不会一夜之间光顾一个诗人的，必得经历时光的淘洗。

李伟属于那类一脸平静走向战场的人。这样的人会使敌人迷惑，也会使朋友担心，但那都是与他无关的事，他只会一脸平静地摧城拔寨，直到年深日久建立起骄人的功勋。不久前我曾在网上与一些老诗人说起，诗坛如果总这么浮躁，那剩下的肯定不会是这些今天混得脸熟的人。那一刻我想起了许多蓄势待发的高手：比如唐欣，比如张志，比如李伟……

我还想起了武侠小说里的一句话：英雄莫问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