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DONG在博客上说她在北京的学生得了“过年忧郁症”,我的情况比她更严重,得了“过年恐怖症”。恐怖的不是伤财，而是劳民。老公一个家，我一个家，两个人在家里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春节期间就得两边跑。这不，初四晕头转脑坐五六个小时车刚从公公婆婆家回湘潭，稍稍整理了一下内务，初六又急急忙忙往宁乡的娘家赶。

   爸爸妈妈深知女儿路途的劳顿，头二天几乎都没和我们聊什么，让我们好好休息，猛睡猛吃。第三天阳光灿烂，父亲提议，姐夫带路，我们一大家子参观城郊新建的县政府各机关，父亲因为去过一次，讲起那里的排场，眉飞色舞，一口一句“好大勒，下不得地呀，就象天安门似的，你们一定要去看看”。临行前带了相机，顺便拍了几张，给诸位看看我们家乡的“天安门”。

这是紧靠政府大楼旁边的“城管大楼”，远远一望，不知身在何国，估计欧洲一小国的政府大楼也不过如此。

城管大楼旁边是县国税局的大楼，在蓝天下熠熠发光。我初中一同学就在这里工作，他高考落榜后考了税务员，现在是国税局的副局长，楼台馆所，车进车出，非常神气，令我这个在高校执教鞭的书生自惭形秽。

越往前走，就发现四处的建筑越来越象“天安门”拉。

 

 

庄严的正在峻工的“县法院大楼”。这是它的侧面。

法院大楼的正面。它太大了，我的相机隔了一条宽宽的马路，将焦距调到最远，还不能拍下它的全貌。

华灯初上，彩旗飘飘，灯笼高挂，这不是天安门，哪里是天安门？

雄伟的县政府大楼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不由得在心里喊了一句：政府呀，你真伟大！

参观家乡“天安门”过程的辛苦一点也不亚于参观北京的天安门，母亲、姐姐、姐夫、弟弟都累得不行，人人手里拿着个矿泉水瓶，用疲惫的眼神遥望着远处的政府大楼。

   姐姐、姐夫、弟弟原来都在一个工厂上班，本来经营得好好的厂子不知为什么要改制，半年的功夫就完成了由“集体所有--私人所有”的根本转变，用姐夫的话来说“比合作化的速度还快”。一万元买断了弟弟与集体的所有联系，他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在家乡流落了几年，现在长沙打工，一月八百元，弟媳也打点小工，一月五百元，家里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讲到以后的日子弟弟还是充满了希望，“只要有事做，呷饱饭是没问题的，担心的是以后儿子读大学要的那笔费用是个天文数字”。

   姐姐下岗七八年了，今年可望拿到退休工资，姐夫今年才五十五，还要等五年才能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这次见了他俩，精神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姐夫年轻时候是个帅哥，生活的不易使他过早地衰老，背驼了，腰弯了，虽然理了个光头，一头的白发仍隐约可见。

   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好老百姓，日子过得那么苦，对家乡的变化仍然充满了自豪感。回来的路上，姐夫和弟弟和老公谈着最近几年家乡的发展，那口气，似乎俩人都是政府部门的代言人，老公沉默地听着，突然和我说了一句：你把这些照片在博客上发一发，让大家看看地方官员的工作场所奢侈到了什么程度。

   春节过完了，旅途奔波的“恐怖”也结束了,但想到官员们的奢侈，老百姓的生计，想到国富与民强是如此的不和谐，心里面又多了一丝忧虑。（YO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