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有个性，写歌要写共性。写共性，就是写共鸣，就是写人之常情，这需要你付出诚意与真情。但，人之常情，你又何以去引发人共鸣呢，这就涉及到了艺术和技术。

有人说，有才的人都败在傲。我先问一下，不傲也配称有才？再问，什么叫败，名利？那我告诉你吧，名利才是败絮，才情那是金玉。你搞反了！

所谓灵感，就是那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东西。但是，不走那许多弯路，似乎也找不到这条捷径，不历经头脑风暴，也无从见得彩虹。创作构思，就是一个搅尽脑汁，拧干水份，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去确立前行的方向的过程。

我愿意大写琐屑的生活，琐屑的见闻，琐屑的自我，琐屑的友情和爱，我是一个琐屑的人。我不擅长大写这个圆滑的油腻的当下，我觉得它们都像一个光鲜的脓包，经不起剖析。下笔稍过，一戳即破。

你说民国是旧社会，但别忘了，你现在还在用的许多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就是来自民国。

创作欲望的本质是什么？表达，表达，还是表达！一个没有表达欲望的人，很难有真正的创作冲动；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很难有上佳的艺术作品。而表达的源头，是思想；表达的源流，是情感。

歌唱落后封闭可以，但你的思想观念不能落后。歌唱质朴守旧可以，但你的语境要有新意。写人家写过的车轱辘话，再好，也不是你的。抒人家抒发过的情怀，如不能有所超越，无异于抄袭。

瞿琮大师曾有歌赠我云：“一个心上没有皱纹的人。”刚与他通电话，他说：“曾鸣即便杀了人，我相信，那也一定是过失杀人，而绝非蓄谋！”这句更狠。第一句是诗，第二句是戏剧。能够打通诗歌和戏剧的，乃真大师。

从五十年代至今，如果说有什么代沟，那就出现在七十年代。当今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代人。这之间，所有煞费心机划分的代沟和代际关系，都不重要，有些根本不成立。七十年代，是一道刀痕，也是一道封锁线。从那边成功突围过来的人，占大多数，他们是精神的幸存者。也有那么一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痛，想走回头路，他们是大时代的懦夫。至于那些趋炎附势，蝇营狗苟之类，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