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兰英大师说的“唱就是说，说就是唱”，从演唱技法上讲，我非常赞同。但从戏剧文本和人物体验上讲，唱与说之间，不宜划等号。因为有些戏剧唱段，就并不是“说”；而是人物内心的难言之隐，是最不想让他人和观众听见的心声。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一个永葆创新冲动的人。这样的人，他们的创作水平和理论水平（广义），一定会呈现一种同步提升的态势。理论是水，作品是船，水涨才能船高，水到才能渠成。我不相信一个人的创作水平越来越高，而理论水平却远远滞后的人，能做出有真正艺术创新价值的作品。创新，不是一种虚头巴脑的精神；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能力。创新，需要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

人的烦恼来自于选择，选择越多，烦恼越多。出家人的选择，就是放弃选择。剃光头，放弃对发型的选择；披袈裟，放弃对服装的选择；单身，放弃对婚姻的选择。而我，一碗湖南米粉，放弃对天下美食的选择。 ​​​​

《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使得这位当过小学民办教师的月嫂一夜成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样的奇迹并不是什么团队能够创造的，也不是什么平台能够创造的；这是坚硬的生存与弹性的文字的天作之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柔软的角落。

写戏，你不给它一个反作用力，正面的话就说不出来，即便说出来，那也多是空洞的说教。但这个反作用力要找准，不能搅戏。

看中国社会有一个风向标：口号喊得最响亮的，基本上就是社会缺失的。比如假冒伪劣产品多了，我们喊“诚信”，社会矛盾尖锐了，我们喊“和谐”，面对西方文化来势汹汹，我们喊“自信”等等。中式养生有“缺什么补什么”的说法，搞宣传工作，用这个方法也不错。关键是，不能喊给人家听听而已，把口号贴在墙上，还不如把个人财产和办公电话贴在墙上。

中国人善于写文章，尤其在美文方面，那是举世无双。做美文有个特点，那就是不较真，情到深处，一笔带过；理到真处，一点即破。“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枝红杏出墙来”，这都是只可意会的美妙。中国人做文做人，深谙“通融”之道，这都是我们应当秉承的“文化自信”。但中国的事，坏也就坏在这些方面。比如我们的一些制度，那都是做给人家看的文章，漂亮，但未必都经得起推敲，故执行有难度。不像那些长着一个“方脑袋”的外国人，虽然在制度方面未必有多少自信，文章写的也不够空灵。但人家定下来的事，一是一，二是二，都不太好通融，人家办事，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