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 政论评论随笔散文 |
还有很多不知道
陈冲
王童的中篇小说《美国隐形眼镜》(载《小说界》2001年第4期),是一篇挺特别的小说。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让人眼睛一亮。
1999年5月9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消息在我国传开。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一上来就摆在了这篇小说的正面。中间,甚至还带点想象地写到我国三位记者的遇难情形。整个小说涉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等等。在“私人化”、小女人”、“回归文学本身”一类话语嘈杂于文坛的背景下,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在四维时空里猛然扩大了。
但是这部小说并不属于“国际题材”,也不是“宏大叙事”。它用来“叙述”法国的二战史———从被德军占领到被盟军解放———的篇幅,比用来描写从地铁车站的美国隐型眼镜广告上切下来的三张女人嘴唇,和一个与这嘴唇触击而过的女人的面孔的篇幅,多一点儿有限。它虽然没有正面描述使馆被炸事件本身,但描述这一事件在中国引起的种种反应,却是相当“正面”而且全面的。不过这并不是“全知叙述”;它是通过一个职业为记者的“我”来叙述的。当然,这个“我”很想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诉大家,包括想到了采访饰演“瓦尔特”的日沃依诺维奇,查到了他的电话号码,甚至拨通了电话,只是对方没有接听。
终归还是第一人称叙述。于是,和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平行展开,并同样贯穿始终的,还有这个记者与一个女人之间的一段感情纠葛。这纠葛也是迂回跌宕,同样“宏大”。
叙述很自由很主观。它常常不打任何招呼就是一个跳跃———跳跃于各个重大国际事件之间,也跳跃于这种涉及亿万人生死荣辱的重大事件和纯属私隐的个人情感之间。跳跃的前后形成鲜明而巨大的反差,让人有点儿措手不及似的,但几次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契合点:无论是重大的国际战争的进退胜败,还是纯私人情感的聚散离合,其实都具有强烈的震撼性,都显得是非理性的,是既难以认知更难以判断的。
叙述当中,作者通过“我”不断向我们表明他的观点、看法,几次整篇地引用“我”所写的评论。在小说阅读中,通常这意味着作者强烈期待我们的认同。但是这部中篇却是在追求(也达到了)另一种效果:不是期待认同,而是分明要动摇我们已有的任何看法。所有的夹议夹叙,在“我”的很自信的口吻、语调背后,总有一个或显在或潜在的“缺口”,于是从“叙”的某种不确定性,渗透出“议”的某种可疑性。既然所有的“议”都是从“叙”派生的,当我们意识到并非对全部事实都已了解时,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就不再那么有信心了。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谴责对我驻南使馆的轰炸,但当我们的看法“长入”肯定是正当的民族主义时,就有一个缺口让我们忐忑不安:在科索沃究竟发生过什么?得知主人公和分手了的恋人“重又和好如初了”,的确让人松一口气,但是当他又去赴约会时,我们仍然担心她会不会来。那儿有一个缺口: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和好如初”的。
这部中篇小说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这是它的“正面”。它又经常不断地暗示:还有很多事情你们不知道。这是它的“背面”。背面是对正面的解构。但这并不是一部解构主义的小说。它并不让人泄气,让人因为那些“不知道”,就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正相反,它还是让人觉得,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并有自己的看法,仍然是很重要的。
这部小说可以有若干种读法,比如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文本去解读。我的读法,只是若干种当中的一种,甚至竟是一种误读也说不一定。
《北京日报》2001年9月16日
陈冲
王童的中篇小说《美国隐形眼镜》(载《小说界》2001年第4期),是一篇挺特别的小说。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让人眼睛一亮。
1999年5月9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消息在我国传开。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一上来就摆在了这篇小说的正面。中间,甚至还带点想象地写到我国三位记者的遇难情形。整个小说涉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等等。在“私人化”、小女人”、“回归文学本身”一类话语嘈杂于文坛的背景下,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在四维时空里猛然扩大了。
但是这部小说并不属于“国际题材”,也不是“宏大叙事”。它用来“叙述”法国的二战史———从被德军占领到被盟军解放———的篇幅,比用来描写从地铁车站的美国隐型眼镜广告上切下来的三张女人嘴唇,和一个与这嘴唇触击而过的女人的面孔的篇幅,多一点儿有限。它虽然没有正面描述使馆被炸事件本身,但描述这一事件在中国引起的种种反应,却是相当“正面”而且全面的。不过这并不是“全知叙述”;它是通过一个职业为记者的“我”来叙述的。当然,这个“我”很想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诉大家,包括想到了采访饰演“瓦尔特”的日沃依诺维奇,查到了他的电话号码,甚至拨通了电话,只是对方没有接听。
终归还是第一人称叙述。于是,和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平行展开,并同样贯穿始终的,还有这个记者与一个女人之间的一段感情纠葛。这纠葛也是迂回跌宕,同样“宏大”。
叙述很自由很主观。它常常不打任何招呼就是一个跳跃———跳跃于各个重大国际事件之间,也跳跃于这种涉及亿万人生死荣辱的重大事件和纯属私隐的个人情感之间。跳跃的前后形成鲜明而巨大的反差,让人有点儿措手不及似的,但几次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契合点:无论是重大的国际战争的进退胜败,还是纯私人情感的聚散离合,其实都具有强烈的震撼性,都显得是非理性的,是既难以认知更难以判断的。
叙述当中,作者通过“我”不断向我们表明他的观点、看法,几次整篇地引用“我”所写的评论。在小说阅读中,通常这意味着作者强烈期待我们的认同。但是这部中篇却是在追求(也达到了)另一种效果:不是期待认同,而是分明要动摇我们已有的任何看法。所有的夹议夹叙,在“我”的很自信的口吻、语调背后,总有一个或显在或潜在的“缺口”,于是从“叙”的某种不确定性,渗透出“议”的某种可疑性。既然所有的“议”都是从“叙”派生的,当我们意识到并非对全部事实都已了解时,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就不再那么有信心了。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谴责对我驻南使馆的轰炸,但当我们的看法“长入”肯定是正当的民族主义时,就有一个缺口让我们忐忑不安:在科索沃究竟发生过什么?得知主人公和分手了的恋人“重又和好如初了”,的确让人松一口气,但是当他又去赴约会时,我们仍然担心她会不会来。那儿有一个缺口: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和好如初”的。
这部中篇小说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这是它的“正面”。它又经常不断地暗示:还有很多事情你们不知道。这是它的“背面”。背面是对正面的解构。但这并不是一部解构主义的小说。它并不让人泄气,让人因为那些“不知道”,就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正相反,它还是让人觉得,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一些事情并有自己的看法,仍然是很重要的。
这部小说可以有若干种读法,比如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文本去解读。我的读法,只是若干种当中的一种,甚至竟是一种误读也说不一定。
《北京日报》2001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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