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文章其实是很不错的，非常实在。不知为什么没有太多的人感兴趣，所以发了一阵不发了，现在抽空再发几章。

【战胜中国风险】第五章 什么样的日企会遭受重创

2005/06/01



　　【日经BP社报道】 上接本站报道【战胜中国风险】第一章 心存怯意的日本企业、第二章：浪尖上的日资工厂、第三章：仅仅因为是日企、第四章：主因之外的背景: 贫富加剧和腐败。

　　在上一章提及的多种中国风险中，日系厂商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当地工厂的员工举行游行和罢工、最终导致企业停产的现象。正如前几章所报道的那样，最近的罢工已经导致太阳诱电和友利电的工厂停产。另外，即使企业自己在中国的工厂没有出现罢工，但如果原材料供应方停产的话，其工厂也一样无法生产。

停产风险急剧增大

　　由于停产的影响是沿供应链传播的，所以不只是日系厂商，即便是中国的企业等也会受到波及。而且供应方的停产问题不是能够由自己控制的，所以每家厂商都应尽力回避停产风险，这样才能维持各国厂商间的良好关系。

　　关于停产风险的大小，在各种规模的日系厂商的中国当地工厂工作了10多年的远藤 健治指出：“中小企业停产的风险非常高。说危险也丝毫不过分。即使是大公司，如果对中国当地工厂员工的管理不到位的话，一样也有风险”。

　　远藤介绍说，一般来说日系厂商的中国当地工厂中中国员工可分为三个阶层。（ 1 ）副部长、科长级别的“干部层”（ 2 ）股长、班长级别的“中间管理层”（ 3 ）从事一般装配工作的“员工层”。日本人大都为部长以上级别，对上述中国员工进行管理。

中国当地工厂员工的关系网

　　关于中国当地工厂员工的阶层划分，远藤进行了如下说明。

　　首先，（1）提到的干部层。这是看上去与日本人建立了亲密关系的阶层。这些人大多都是在大学升学率很低的八十年代参加工作，在日企工作的月收入一般为6000～7000元。与现在新录用的应届毕业生相比，工作业绩和能力得到赏识，因此得以提升，可以说是“走运的阶层”。这些人绝对不会对抗日系企业，因为如果对抗的话就意味着将失去眼前的优厚待遇。

　　（2）提到的中间管理层。与（1）的干部层关系密切。其中很多人与其说是因为业绩和能力突出而被干部层从员工层中提拔起来，倒不如说是因为“老乡意识”等帮派因素。因此，这些人会无条件地服从干部层，一般不会自作主张并采取行动。即便是采取某种行动，只要这种行动与干部层的想法相佐，可以说基本上都会被干部层阻止掉。

　　（3）的员工层大多是来自中国内陆农村地区的打工者。大多与干部层有着老乡等各种形式的关系。对于工作，这些人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不满也不大公开说。这些人所不满的也只限于员工间的不公平。例如，“某某从员工升为班长了”或“哪个部门加班多、工资比自己高”等等。他们一般只会对与别人相比自己为何吃亏？这样的问题比较敏感。不过，这种不公平只限于员工个人的感觉，一般不会发展到团结一致对抗公司的局面。

　　远藤指出：“要想防止发生反日游行以及罢工，日本管理者只需和（1）的干部沟通好即可”。在日系厂商中享受优厚待遇的干部层非常清楚：离开公司就意味着失去特权。因此，他们会认真地执行日本管理者的决定。而且，（2）的中间管理层也是这些人一手提拔的，所以也不会违背他们的指示。

　　也就是说，如果工厂出现了问题，只要日本管理者与干部层磋商、制定出解决办法，并交由后者处理的话，干部层自然会把各个层面的员工管理好。“其实干部层中很多人只是在职时间长，工作能力也并非不出色。但作为公司与中间管理层以及员工层之间的‘桥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远藤）。

　　拥有这些老资历干部层的大多是较早进入中国的日企。因此，远藤认为：较早进入中国的日企因反日游行和罢工而停产的可能性很小。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新产业创造部科长树岛 丰也持同样观点：“不论汽车业还是电机业，大型日企对反日游行和罢工这样的风险都具有免疫力”。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是大型日企，如果日本管理者没有管理好干部层或者与干部层发生矛盾的话，导致停产的风险也一样很高。

打击沉重的日企

　　停产风险最高的是日系中小企业。远藤指出：“尤其是在华东地区的上海近郊和杭州近郊的日系中小企业的当地工厂，对付反日游行和罢工的能力都很差、非常危险”。与广东等地区相比，上海近郊和杭州近郊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大量的日企。而且中小企业的工厂非常多。

　 　　问题是：由于进入中国的时间都不长，这些日系中小企业的当地工厂中，日本管理者和干部层之间尚未建立起良好关系的情况比较普遍。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当地的工厂中，干部层是日本管理者管理员工的“桥梁”。但是如果和至关重要的干部层都无法良好沟通的话，日本管理者就很难领导在底层的员工。

比“外来”干部更有实力的当地员工

　　如果干部是从其他地区的公司挖过来的话，那么风险系数就会更高。之所以风险更高与中国的“地区性社会关系网”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地区性社会关系网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比如说，很多员工都和当地的政府、警察等权力部门有着亲戚、朋友或熟人关系” （远藤）。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有些员工即使在公司里的职务并不高，但却很有势力的“颠倒现象”。这种公司外部的实力与“序列”，常常会导致公司内部发生“员工比班长、干部还牛”的事情。因此，从外面物色而来的干部就会因为是外地人而被其部下的中间管理层和员工瞧不起，也就很有可能指挥不动部下。

　　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就容易发生员工层对抗公司的事件。比如，如果某员工与当地权力部门有关系的话，就会在员工中高出一头，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如果这个人对公司不满并采取某种行动或者发表什么观点的话，周围的员工很有可能就会听他的。这样一来，发动其它员工、形成针对公司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危险性就会非常大。

　　而且，上海杭州地区的日系中小企业中混入操行不好的职员（不良职员）的机率很高。因为，在上海近郊和杭州近郊人手不足，优秀人才大多已有工作。因此，日系中小企业匆忙进入中国、急于招募员工时，就难免良莠不齐。但是“等到日企发现这些不良员工并解雇时，就会增加员工对公司甚至日本的憎恶，导致不计后果的过激行为”（远藤）。

　　从这一背景出发，远藤警告说：“当日系中小厂商发生游行和罢工等事件时，厂方难免会遭受毁灭性打击”。（未完待续，记者：近冈 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