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申明，我要评论的这个电视节目，我没有看全，主要是偶尔翻看电视频道撞上的，主要是内容吸引了我，再说我的评论也仅就我所看到的这一期节目而言，没有以偏概全，一棍子打死整个栏目的意思。

好了，说了前面的垫话，该说正题了。我说的是浙江卫视2009年2月19日晚播出的《涛出心里话》中《吴加芳到底是情义男还是薄情汉？--还原“背妻男”的真实面目》（以下简称“背妻男”）节目。

之所以会在浏览电视节目中把脚步停下来盯住浙江卫视看这一期节目的《涛出心里话》，首先是题材吸引我。正如宣传片中所言，“5.12汶川大地震”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一个个感人的瞬间，依旧留在我们的脑海中。这个事件有足够的看点。被冠以最有情有义的大丈夫吴加芳背亡妻回家，给死者以足够的尊严，那张由一个华裔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接着，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切地说是半年之后，吴加芳与一位相处九天的成都姑娘刘如蓉闪电再婚，一时引来了褒贬不一的评议。这还没有完，前不久，有人爆料说吴加芳身背亡妻，并非自愿，而且他还是一个拒不赡养自己亲生父亲的绝情人。这样的爆料绝对震撼，人们糊涂了，这些消息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虚假的？吴加芳到底是情义男还是薄情汉？

浙江卫视《涛出心里话》的记者看准了其中的新闻价值与巨大影响力，远赴四川绵竹采访了当事人，试图还原事件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记者的敏感度堪称灵敏，而且从做节目的角度说，记者也很有想法，尽量做到了话语权的平衡分配，既没有事先设定的主观立场，也没有简单地被被采访者签着鼻子走。几个主要疑问点也都说清楚了，比如吴加芳背妻到底出于自愿还是被妻子娘家人强迫，吴加芳为什么拒不赡养父亲等问题都有了一个必要的澄清，相信看了这一期节目，观众心里是有一秆称的，能够做出是非判断的。在相对纷繁错综的信息中，我们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源，得到了相对原始的确切的信息，这是这期节目的成功之处。如果节目做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以为相对更好一点，因为观众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了，再把文章做下去，反倒有画蛇添足的嫌疑。

事实恰恰如此。《涛出心里话》的记者发现吴加芳与自己的亲生父亲之间的确存在严重的隔阂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萌生了要弥合两者之间矛盾的想法，于是记者就充当斡旋使者的角色，从原先旁观者变成了处理者。这个身份的转换很有意思。也许在《涛出心里话》的记者看来，吴加芳父子之间的纠葛是矛盾的焦点所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有义务承当起化解矛盾的工作，以更好地体现新闻工作的民生情怀。

在我看来，这样的情怀，这样的动机并没有错，错不在出发点，而是在手段与过程上。我们应该关心吴加芳父子之间的恩怨，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出头，直接充当人民调解员的工作。这里有一个媒体记者如何保持客观公正立场，保持居高临下的审视视角的理念问题，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记者应该带着第三只眼睛看世界的意思。在调查“吴加芳到底是情义男还是薄情汉”这个题目时，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客观的冷静的立场与手段，那么狠难想象我们的结论会客观公正。同样在处理吴加芳父子之间的恩怨时，如果我们介入太深，干预过多，那么也会失去应有的第三者的身份。因为我们必须看到，由于电视记者的公开的生硬的粗暴的介入，我们得到的信息可能是失真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也可能会导致事件发展走向反面。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关注到片子中的几个细节，一是吴加芳反复说明要让记者关了摄像机，不要拍摄。二是记者注意到吴加芳首次拿出亡妻的旧日记，但是记者敏锐地发觉这本日记很新，不像是很久之前的东西，而且吴加芳根本不同意拍摄这本日记，记者是用非正常方式拍到这个画面。这样的两组细节让我们有了更多想象的空间，从吴加芳的这些言行中，我们可以感知到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情。而这一切都是在记者在以适当的方式介入事件时，才能得到的。在前面这个细节中，如果我们遵循吴加芳的要求关闭摄像机，而采用其它方式记录，那么可能会得到相对真实的准确的信息，就像后面这个细节一样。一旦记者过分地介入，事情就发生了扭曲，发生了质变。当然，在记者镜头面前发生变化也是一种真实的纪录，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反映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毕竟不是主流，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信息远比失去的要多，虚假的信息比真实的信息要强烈得多，总之我们是得不偿失的。

记者希望承担调解斡旋的责任，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事实上也可能获得效果或者成功，但是调解成功就意味着记者工作的失败，因为从根本上说，记者充任了不应有的角色。

这里，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如果在村子里，有吴加芳的长辈，或者有村委会里调解员，甚至村里来了志愿者，希望充当斡旋使者的话，而我们的记者只是在密切关注此事，看看这第三者外力的调和下，他们双方的反应，那么，或许记者可以比较客观地记录此事，可以比较真实地得到相关信息。我想，这应该是新闻记者贴近百姓，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应有之义，否则就是越俎代庖，是一种另外意义上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