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界的新闻总是那么吸引人，除了争得锦标拿了冠军兴高采烈是新闻之外，那些丑闻更是备受关注。

说实话，看到那个赛场上轻舞飞扬，面对嗑药指责曾经信誓旦旦的女飞人而今成了肮脏的女药王并不感到意外，不是说我有先见之明，而是说这大约也是体育界的潜规则之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纵然女飞人是无法承受自己内心的煎熬而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服药的事实，纵然女飞人满怀忏悔之意，泪流满面，但是我内心没有丝毫的怜惜与同情。琼斯和那些一样嗑药一样被查被罚，还有暂时没有被查被罚或者永远不可能被查被罚的同道们欺骗了我们每一个善良的人，他们的罪过不可能被饶恕。

我们知道兴奋剂，认识这种事情的丑陋大约始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约翰逊在男子100米的决赛中以惊人的9秒79称雄，这个速度让我们惊叹不已，也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后来约翰逊很快又让我们目瞪口呆，原来这样惊人优秀的成绩源自于类固醇，约翰逊不是靠自己的实力，而是倚靠不体面的药物攫取了金牌，这很让人恶心，就像一顿满汉全席吃出了一只苍蝇。同时，我们不敢想象，甚至怀疑还有哪些金牌是干净的，还有哪几位偶像级的体育巨星是清白的？这样的怀疑让我们伤心，也有些寒心，难道我们以往的景仰和崇拜都是建立在龌龊之上的吗？难道从此我们不能再有心仪的偶像了吗？难道体育就此沉沦了吗？

但是，竞争就是这样残酷，尽管加大了对兴奋剂的打击力度，尽管这样的事情在道德和法律的谴责和处罚上有了更为严厉的提升，但是这样的事情屡禁不绝，男女药王层出不穷，此起彼伏。于是又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禁绝，兴奋剂永远不可能消失。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0%以上的体育爱好者声称他们并不在意运动员为追求更好的成绩而服用违禁药物，他们关心的是一些更糟糕的事情，比如运动员吸食大麻或者可卡因，以及在场外的犯罪行为。一位球迷这样说：“兴奋剂不过是一种狡猾的伎俩，这不过是一场8小时以外的娱乐，干吗那么较真呢？”体育界的一些人士也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只要队员能比对方的更快，更强，我们才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宾州橄榄球小联盟主席吉姆·德桑托说，“这跟现实中你去开几颗伟哥以增强你的男性动力没什么不一样。”而德克萨斯大学的生物化学专家约翰·赫普曼则更进一步质疑禁止兴奋剂使用的道德正确性：“既然在现实中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服用各种激素类药物以保持健康，那么为什么要对运动员这一群体特殊对待呢？”

当然，也有从现实的利益考虑：“体育职业化的初衷本来就是不择手段地提高成绩与观赏性。”俄勒冈大学的运动心理学专家安格莱特表示，“如果在奥运会上，现场评论员只能兴致勃勃地说，让我们来一起目睹清白的，世界排名第254的种子选手冲击世界纪录。那么这场最伟大的赛事很可能就此垮台。我们对于兴奋剂的关注，很快，也应当集中在它对服用者长期生理健康的损害上。”

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有一定得合理性，但是我们的心里依然不舒服，尽管有人认可兴奋剂，认为这就像我们使用先锋霉素等一样平常，都是在使用激素，但是不要忘记了，体育比赛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持公平竞争，要是有的人可以使用激素来提高成绩，而有的没有，这就像一个人用自行车，而另一个人开着汽车在同场比拼速度，谈何公平呢？开一个玩笑，要是兴奋剂是合法的话，那么也要开列出一张清单，什么项目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激素，可以使用多大剂量，统一使用，没有例外，防止作弊。不过那样的比赛到底比是的人还是药物就很难说了。

关于兴奋剂，我还有一些记忆。我们这里号称“田径之乡”，以前出了几个亚洲和世界冠军。比如田径的铅球世界冠军黄志红，夺得多亚运会4×100米冠军的亚洲飞人郑晨，夺得过亚洲女子七项全能冠军的马苗兰等。黄志红是浙江兰溪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三次拿过世界田径锦标赛的铅球冠军。那时候，中国拿田径金牌不容易（当然，即便是今天也不容易，出了个刘翔简直是个民族英雄），所以很容易轰动。当年回老家的时候衣锦还乡，很是风光。当地最大的一家国企聘她为名誉职工，给她颁发了几万元的奖金。记得采访回来的记者跟我说，这个铅球女皇很有些架子，有些趾高气扬，对培养她的少体校没有多少感情，对前去她家慰问的启蒙教练也爱理不理的。就是看到赞助企业的老总来了总算是有了笑模样，因为老总又送来了慰问金。客人走了之后，这位身高1米74，体重100公斤的女大力士心情不错，操着老总送的一沓钱挥舞几下说，又可以打几针了。她说的“针”自然是能够增强体质和机能的兴奋剂之类的东西。

我素来对黄志红印象不佳，不过听到这里，我倒心生些怜悯，这也是拿自己的身体在下赌注啊，用一句歌词就是“我拿青春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