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读报，看到这样一条新闻，鲁迅先生后人周海婴公开向媒体承认，自己也时常购买盗版书籍。按说周海婴与周树人仅仅存在血缘关系而已，无论从名望还是成就上却无法相提并论，然而媒体将其郑重其事地作为一条新闻刊登，还是想借鲁迅先生之名说明一定问题的。

　　中国没有反盗版的光荣传统。在法律制度相对完善执行又比较严格的西方国家，人们不仅在潜意识里把盗版作为一种法律禁止的行为，而且对客观上支持盗版行为购买盗版作品的人深恶痛绝。因此在那些国家盗版者总会受到应有惩罚，购买盗版作品的人也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反对盗版已经成为了社会公众的行为习惯。
　　反观我国，盗版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如野草般烧之不尽，公众不排斥盗版作品甚至为购买到盗版作品而自鸣得意是重要原因。从古至今，人们曾经进行过反盗版的尝试，但由于缺乏群众基础，终于没有使其观念深入人心并形成传统。既然连孔乙己都引经据典地说道“窃书不为偷”，那么我们买书还花了钱的当然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假借传播知识的名义，盗版盗得似乎名正言顺。虽然已经加入WTO等多个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条例，各级政府也将保护知识产权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但盗版者仍然相当猖獗，“敌进我退，敌退我扰”的游击战术屡试不爽。

　　市场需要是盗版盛行的又一重要原因。就像有人辩解道，中国暗娼的普遍存在是因为有大量性需要的“消费者”一样，盗版者之所以能招摇无忌，同样是因为盗版作品具有庞大的市场与消费者。
　　比较有代表性的盗版作品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传统形式的书刊作品（以图书为主），一类是信息时代特有的计算机软件。周海婴认为盗版图书之所以有庞大的市场，是因为书价虚高的缘故。的确，在国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尚不算很高的前提下，动辄几十元的图书，一不留神就成百上千的软件，对于普通人家不能说不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书价虚高造成消费能力不足，并不是盗版者以及盗版行为被默许的充分理由。因为你总不能因为买不起一样东西，就去以不正当方式获取它的精华部分吧。不妨暂且假设大部分公众都从内心深处想去遵纪守法，那么盗版行为能长盛不衰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藏书的文化传统没有被发扬光大，就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吧。当下很多人家中还是有一定数量藏书的，比如经常在电视镜头上看到的文化人或政府官员，拍摄背景通常是家中一排排的书架。可是细细打量却发现，很多书架的图书没有翻动过的痕迹，况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图片有公款消费的嫌疑。对于他们来说，那些摆放错落有致的图书也许可以作为身份或品味的象征。在快节奏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今社会，能将藏书视如珍宝或如饥似渴，已经不太多见了。即便以读书求学、识文解字为己任的学生，也多半没有藏书的习惯。书店里经常可以看到孩子们坐在地上捧书阅读，或者干脆笔墨纸砚备齐抄书。古有匡衡凿壁偷光让人敬佩，只是不知道应不应该感动于当今孩子们的书店抄书行为。反正书店“工作人员”们是“铁面无私、秉公办事”的，将孩子们从摆放着正版书的书店中一一请出。于是购买盗版图书，似乎成为了孩子与其家长们被动无奈的选择。
　　至于盗版软件的存在，国人信息产品消费能力不足，加上正版盗版之间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的差价，是盗版软件可以大行其道的重要理由。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是需要一定物质基础的。连花起公款来眼都不眨的政府机关都很少使用正版软件，指望普通百姓拿出微薄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去买企图一统天下的微软产品？很难。因为傻子都知道每张4元（目前市场价）的盗版光盘与千元以上的正版Windows XP，除了包装盒不同、缺少说明书外，功能上几乎分毫不差。基于这种前提，尊重知识产权打击盗版也许更应当从做强自己，提高国产软件市场竞争力做起。

    即便在信息时代，书还是要读的，软件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有朝一日，买本正版图书就像现在买张盗版光盘那样不疼不痒，买套正版软件就像现在买本正版图书那样可以接受，那时打击盗版就具有相当群众基础而不必再拿鲁迅说事，盗版者也当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