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在为《从文家书》写“后记”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 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 白的，现在明白了。”

　　逝者如斯，见字如面。结发妻子尚且需要从家书中了解沈从文，更何况我等只以为他是大作家的局外人。家信的意义，大概就在于内容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切。因为在家人面前，任何敏感的心都可以不设防线。

　 　如果读家书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的情与魂，那么，这本《沈从文家书（1966-1976）》应该能让我们认识一个最困苦、最煎熬，经历分离与困惑考验 的沈从文。在1966-1976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沈从文经历了人生的一段特殊岁月，那段日子里，他的文学创作完全停止，学术研究几近荒废。十年之间， 一家四口，分散四地。人生境遇中的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沈从文共写下83封家书。

　　人最脆弱的时候，情感也最真切和饱满，这83封家书分别寄给湖北老家的大哥、北京的长子沈龙朱、四川的次子沈虎雏一家，以及在湖北的妻子张兆和。沈从文将对家人的想念、郁积于心的烦闷、现实的困顿、人生的思考统统写给了他的亲人，这是真正的能抵万金的家书。

　　那个脆弱的、挣扎的、坚强的、一直充满希望的沈从文，就将这些融化在无痕岁月的家书中。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苏莉鹏

　　孤苦的丈夫

　　“六点钟时这里来了大雷阵雨，是今年最猛烈的一次，房中上漏六七处，各种工具全用上还不抵事，幸好床位部分无事……但是我最放心不下还是你。计时正在路上，雨大，路生，雷激烈，你的狼狈必超想象以上！”

　　沈从文和张兆和最初的爱情是一段才子佳人的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样爱着妻子的沈从文，在命运遭遇变故时，更是格外眷恋生命的另一半。

　　1969年秋天，妻子张兆和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是对沈从文最大的一次打击，他在给大哥的信中说自己将恢复45年前的独自生活，“要好好活下去，战胜一切困难”。他连续给妻子写信，谈思念之情，谈自己，谈他们共同的牵挂。

　 　有人说，在婚姻中，男人比女人脆弱，所以也只有在给妻子的信中，沈从文才能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的心境，将自己的所有认知说给妻子。他会在信中和妻子分享 研究古代服饰的成果：“刚刚打扫完女厕回来，手上还有一丝的余臭，便专心地走进那些散发古尸体味的服饰。”也只有在给妻子的信中，他才会道出低谷中对人生 的态度：“将一切情感的挫折、肉体的痛苦，一例沉默接受，回报它以悲悯的爱。”

　　唠叨的老爸

　　“内江出糖，地方又出广 柑，根据我们近几月的经验，用橘子皮切成细丝，把它煮漂四五次，去尽苦水，再煮烂后，再加白糖煮（内中加点盐，不要多），到后即成橘皮酱，涂面包馒头都极 好（也能治咳嗽），虎虎（注：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小时即是欣赏者，你们原料方便，不妨试煮点给红红（注：沈虎雏之女沈红）吃。照我们的经验，相当省事， 省费，比买的罐头好。我们已做过五六罐，也可以加点有酸味的果子，如酸梨子等。之佩（注：沈虎雏之妻张之佩）吃辣子有了进步吗？我们靠一瓶牛角椒（几年吃 不掉的）慢慢地加在菜蔬中，居然快吃完了。今年这里能经常买柿子青椒，干红椒不上市，水果多而不贵。”

　　这样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地和儿子 一家研究柴米油盐、酱醋茶汤的沈从文，在《边城》《长河》等小说里，是决计见不到的。书中有许多比这还要琐碎甚或无聊的描写，沈从文对日常生活点滴的注意 达到了母亲般的细心程度。这样的文字，倘若不知写者是沈从文，又和普通的老爸有什么不一样呢？但也正是因为如此琐碎，如此闲话家常，才称得上是一封真实的 家书。沈从文，他是一位文学大家，也是一个父亲，在一家人分离各地之时，他像世间所有的父亲一样询问孩子的衣食住行，聊时令天气。

　　其实 家书写多了，不外乎就是那些内容身体状况、工作情况、日常琐事外加一些天下事。如同离家在外的子女，在与父母通电话时，总是听到父母问：“今天吃了什么？ 去哪了？”这样的问题问得多了会觉得厌烦，可也正是因为这是发自内心的关心，才能让如此的小事在父母心中每日挂怀。

　　如同所有的爷爷疼爱 孙辈一样，沈从文对自己的小孙女红红尤其关心。在给次子沈虎雏和儿媳张之佩的每一封信中，他都会提到对孙女的想念：“得红红相，小而胖，将来若成矮而胖， 就得做父母多费些心事了。妈妈寄来两双鞋，一定逗她欢喜，可能稍小了些。”那时的沈从文，一定整日里捧着孙女的照片看不够呢。

　　挣扎的男人

　 　“社会变化大，变化大，我等已完全成为过时沉渣、浮沤，十分轻微渺小之至，小不谨慎，即成碎粉。设能在家乡过三几年安定晚境，有个三间容膝安身之地，有 一二亲人在身边，已是十分幸福。这显明是一种十分没落的思想，不容许的，事实上大致还将是尽可能把事做去，并尽可能把事做得如国家所要求的好，或更好 些。”

　　十年间，家人的分离、身体的苦痛只是沈从文经历的身心之上的考验，而写作的搁浅、世相的变幻，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文人所面临的最大困顿。

　 　从他给家人的信中看，表面上，沈从文仿佛是一副得过且过的样子：“我看来除整理文物资料工作或改稿件，已无什么适当工作可做。或许留在原单位做做勤杂 工，也有可能。”可是，在这些文字之后，沈从文还寄予了一些不甘心的坚韧态度：“明知道这廿年所学，在新社会还有许许多多事情可做，学来用不上，所以不免 觉得可惜。”

　　现实的困惑中，沈从文并没有一味地悲观失落，他对未来的期冀，对真理的坚持，也是他作为一位作家留在家书中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安慰着那时的家人，也感染着现在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