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得出“有钱闹社火”的结论非常可怕

元宵节和远在太行山的弟弟通电话，他说要给“作家老舍的儿子”演出。第二天，我再给他电话，我问：“演出了没有？”答曰：“演出了。”“老舍儿子来了没有？”“来了！”“他和你说话了没有？”“没有。”“听说有什么评价？”“没听说。”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太行山过元宵节，很好。观赏不同演出，很好。他不一定有兴趣于弟弟的演唱也没什么不可以。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但是当我看到他在《光明日报》的文章《中国真的变了》，我认为，作为对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的政协委员，他下去看看社火，得出的结论。却叫我有点吃惊。

他对民间的了解不够，他以为民间完全消失，这是因为他对大地关注不多。他到了左权县，才明白“社火还在民间”。他的原话是：“……现存的春节真没劲……中国的节日传统已差不多丧失殆尽，……。左权，把我的这些偏见和忧虑通通打倒了——在这个山西山沟沟里的农村，中国的春节居然过得如此红火！这里的热闹程度，比大城市不知道要浓多少倍，真令我们都市人羞愧万分。”

我是在左权县长大的，我对民间社火有深刻的记忆。所以，舒乙从北京到了太行山惊奇乡下的“热闹”，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怎么可以对中国乡村文化这样缺乏常识呢？我陪不少外地朋友到左权县过元宵节，大家喜欢，但没有舒乙的这种的“诧异”。因为中国民间社火还有很多。

左权民间社火为什么好？左权人为什么爱闹社火？舒乙没有看出门道，而且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说：“能够这么过节，这么闹社火，很关键的一点是，要有相当的经济基础，要有钱啊！只有腰包鼓了，生活安逸了，才有心情，才有资本去唱、去跳、去耍、去闹。由此可见，农村真的已经慢慢朝着小康在奔了。”

难道都市人不比左权人更有钱？闹社火等于“要有钱”！殊不知，“有钱”恰恰害了社火。我们从前组织社火，是自愿的，不计报酬的，人们很踊跃。现在，真正有钱的，有几个闹社火的？不过，政府为了鼓励大家闹社火，每演出一场给200块钱，这样大约有一些人还是可以被调动起来的。我赞成政府的做法，我也希望大家获得报酬。但是“社火的味道变了”。

弟弟盲艺人刘红权在节后正月十八（2013年2月27日），给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和著名民歌专家乔建中、中国音乐学院徐天祥等人发了短信。弟弟的感受与舒乙完全不同。弟弟说：

各位老师，大家好！看了今年的元宵节的活动，我非常心痛，因为我没有看到老祖先留下的那种过元宵节闹元宵的场景，更听不到那欢快的锣鼓声和唢呐声了。能看到的是三三两两的想靠元宵节发些财、挣些钱的所谓的龙灯队伍，他们锣鼓不会打，人员不整齐，只为挣钱。还有一些所谓的小花戏，为了节约资金，不用乐队伴奏，拿个破音箱方上一些节奏强的音乐，找上一些人来跳，花戏不是花戏，舞蹈不是舞蹈，真不知道该叫什么。我和一些老年人聊起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在叹息，也很无奈。我就想，如果这样下去再过几十年后，老人们都死了，谁还能想起过去那些传统的东西啊？

我不是说弟弟说的都对。关键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试图保护传统文化的专家，缺乏对传统文化评判的标准和认识恢复传统文化的内在动因。一方面，左权县有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但是，该保留的是不是保留了？

真乐器伴奏，比音响伴奏成本高，但是乐器演出也是乐趣。那么，从网上下载音乐，完全取消乐队，是小花戏演出的败笔。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舒乙却说：“还有移动的音响伴奏——用的是U盘，由兜儿里掏出来一插，音乐一响立刻扭起来”，正面肯定这种毁灭艺术的行为！

对联，是印刷的好？还是手写的好？印刷的，比不贴对联，要好一点，毕竟还有对联。但是，印刷对联的问题是材料、字体、规则完全一致，丧失了多样性。自己家里的手工灯笼与超市买来的灯笼，哪个好？当然自己扎的要个性化一些，超市的就千篇一律。我们不能强迫大家扎灯笼，但是可以鼓励民间人士创作个性鲜明的灯笼，尤其是传统的灯笼制作技术。但是，舒乙说，“哪怕在只有一两户人家的山沟沟里，每家农户房前都悬挂着大红灯笼，崭新的，起码两个；还贴着新对联，也都是新印刷的制式；还悬挂着挂签——这是在其他地方难以感受到的浓浓的年味。”

红灯笼是买的，对联是买的。他所谓的“挂签”，在我们小时候叫“彩吊”。我记得，20世纪的“彩吊”是小会村制造麻头纸的村民印染的，白色底子，红绿相间的花纹，极富乡村特色。图案中间的字，要自己写上去。但是，今年我看到左权闹社火图片，完全与过去的不同。纸是一色的，字是印上去的。如果造纸因为环保等问题被关闭了，可以理解。如果是为了方便，那么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是丧失了的！

舒乙看到的左权县比北京元宵节热闹，有味道。这是横向比较。弟弟看到的是今天没有过去热闹，是纵向比较。纵横看，都是好的。如果舒乙是申纪兰奶奶，我认为说什么都可以，一个年纪大了，一个思想相对成型，不容易改变。但是舒乙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如果在保护传统文化的时候，没有学会就一种文化要与其前面的传承关系相比较来考量的能力，他就不配来谈传统文化。比如，我们说北京作为古都，被破坏了，没有了古都的风貌。但是，一个石家庄青年或者深圳青年来说：“我看北京非常古老！”你不能说这个外地青年错了，你只能说他对北京了解不够。

但是，舒乙真的错了！到了山西，只是惊讶于表面的好，没有深刻理解其内在的忧患。甚至还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有钱就闹社火！只有有钱了才会有传统文化的回归。这是需要反思的。因为这样的结论如果迅速成为共识，那么，不久的将来，左权县的元宵节和北京就没有多少差异了！

                                 二〇一三年三月八日星期五13时17分

附件：

《中国真的变了》

作者：全国第九、十届政协委员舒乙

（载 《光明日报 》2013年3月4日第9 版）

    按着这几年的惯例，过春节之后，由初八到正月十五，我都会去外省市转一转，到那些春节过得有特色的地方，看看他们继承了什么传统，发展了什么新花样。筹备下一年的春节文化论坛，总得有点新说词呀。

    今年我选择了山西晋中的左权县，这是太行山上一个偏远的小县，以闹社火而闻名，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几天下来，我大吃一惊，倒不是那里的春节社火让我吃惊，而是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风貌让我吃惊，我仿佛由此摸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脉络。我深深地受了感动，并为获得这个意外收获而激动不已。

    要了解中国，固然可以看北京，看上海，看深圳，等等，但是，中国真正的根基在农村。因为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农村面积占了大部分，农村人口占了大多数，并且，农村历来又是最穷困最落后的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准历来是垫底的，像个大分母，在下面沉沉地坠着。因此，只有农村的进步，才能代表全中国的进步。

    到了左权，我从这个小地方结结实实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左权，是个山村，面积很小，人口很少，很偏远，没有高速公路，除了采矿，没有什么工业，遍地种着核桃树，财政收入属中游。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去旅游，左权人安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社火也是玩给自家人看的。但恰恰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准反映了农村真实的面貌，这儿是权威，这儿是准星。

    左权，首先破了我对今日中国春节的偏见。我老爱说，现存的春节真没劲，所以得出主意想办法去继承和发展，得鼓捣春节文化论坛；我还老爱说，中国的节日传统已差不多丧失殆尽，恢复起来真难，得有顺应时代发展的新招儿。左权，把我的这些偏见和忧虑通通打倒了——在这个山西山沟沟里的农村，中国的春节居然过得如此红火！这里的热闹程度，比大城市不知道要浓多少倍，真令我们都市人羞愧万分。

    而这种反差，其最大的弦外之音就是：中国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农民曾经的困窘正在远去，生活水准正在上升，精神面貌已经改变，中国真的进步了！

    在左权，不论走多远，哪怕在只有一两户人家的山沟沟里，每家农户房前都悬挂着大红灯笼，崭新的，起码两个；还贴着新对联，也都是新印刷的制式；还悬挂着挂签——这是在其他地方难以感受到的浓浓的年味。进任何一个村，由正月十四到十八，整整五天，从早到晚都在闹社火，村村如此，无一例外，且完全自发。“社火”就是乡间节日的集体游戏，包括耍龙灯、唱小花戏、跑竹马、跳扇舞、扭秧歌、练武术、烧旺火，等等。小女娃、妇女们都穿着表演服，终日不脱，整天满村地走动，磕头碰脑的，欢喜得很。衣服也很讲究，是全新的，绸的纱的，五颜六色，样式别致，缀着亮片；脸上也化着妆，梳着各种发型，戴着奇特的头饰，每个演出队还都不一样。到集中游行的那一天，一个镇能集合几十支甚至上百支队伍出来表演，敲锣打鼓，还有移动的音响伴奏——用的是U盘，由兜儿里掏出来一插，音乐一响立刻扭起来。村里每天定时有舞台演出，每个巷子推荐自己的节目，择优录取，一个专业演员都不用请，全部自编自演自赏。连小娃娃的舞姿都很到位，问为什么？答曰：我们上课间操就练这个，一年到头准备着。闹了半天，小花戏已入了当地的教科书。这样的“非遗”项目绝对不用担心会自然消失。

    在这里，我看到了原生态的表演，看到了久违的中国传统风俗，一句话，看到了地道的中国民族节日！它没有掺水，没有走样，家家农户参与并且以极大的热情去做，人人有兴趣，有功夫，有时间，有心情，可谓难得！

    能够这么过节，这么闹社火，很关键的一点是，要有相当的经济基础，要有钱啊！只有腰包鼓了，生活安逸了，才有心情，才有资本去唱、去跳、去耍、去闹。由此可见，农村真的已经慢慢朝着小康在奔了。

    回望这个春节，不禁再次感慨，中国真的变了。瞧瞧晋中怎么过年就知道了，一点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