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版《南方人物周刊》
刊出“开花调”人的故事
石占明、刘红权、刘改鱼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3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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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隆“大帝”14日

将太行山来唱一曲

2010年01月14日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山西太原、榆次、左权
这个时代已不是民歌手的时代，这些人却都还在坚持，“现在只要有地方让咱唱，咱就去唱，不管是大舞台，还是小舞台”

石家班•原生态

    “小指头开花你就生出来，一把把妹妹抓回来。”
    左权县红都村西头，石家大院内，成熟的玉米串起，石占明的爹石存堂端着一碗面尖唱。
    尽管原有200户人家的村落，渐而凋蔽到20余人，但方圆百里，谁不知道占明爹是位“老歌王”。
    串门的年轻人要占明爹唱唱原版的《我的大娘》(老开花调里的黄色小段)。老人半天没开腔，粗糙的手掌摩着脏脏的裤子，望着我羞赧地笑。
    “开花调有为开心而唱，也有为痛苦而唱。”石占明神情质朴，酷似其父。山西民歌主要分为“大腔”、“小调”与“杂曲”，而以小调居多，石占明所唱的开花调又属其中一项。
    童年时，他耳濡目染了奶奶坐在炕沿上一边纳鞋底，一边垂泪唱着开花调；同有一副好嗓的母亲手执扫帚追得七成(意指少根筋)的父亲鸡飞狗跳。她们悲叹生活的不如人意。
    “我奶奶唱的全是自己编的词，句句催人泪下。”他一直深信，奶奶的音乐天赋传给了他爹，他爹又传给他和大哥。
    石占明上初中时歌唱拿过奖，毕业后，进了一家矿产企业文工团。不久该团解散，他接着干了7年的体力活。后来加入某个私人艺术团，为乡间的红白喜事说拉弹唱。
    在那个小集体里，他擅长模仿阎维文的歌。因为唱得好，两个姑娘为他争风吃醋。他选中其中一个，带着她回到家乡，接过了父亲手上的羊鞭。
    “民歌不是4个教授围着你教，你就会唱民歌了。你没有在农村生活，没有走进太行山放过羊，没有受过欺侮吃过苦。你再怎么唱，都少了歌里的味道。”
    “我发现每座山高低起伏与开花调的韵律很像。赶羊时大声吆喝，相当于练嗓。每一次‘提、提’催它们走快，就是在练胸腔。”他总结说。

走出大山

    2002年4月，如果不是左权艺术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承办方提出非要有方言演唱左权民歌，他就不会在放羊时被临时抓差，抓到北京唱响了《高高山下一篓油》。
    当时他一唱完，观众掌声一浪高过一浪。他还不懂得谢幕，转身溜进后台忙卸装。主持人赶紧找回他，在无伴奏的情况下，他加唱了一首，原生态十足。
    同年,“全国南北歌手擂台赛”在浙江举行。开赛前几天，评委田青在太行山里无意听到了他的歌，让他超常规参赛，一举捧回“歌王”的桂冠。
    村里人不服，说那小子不就狼嚎了几下么？包括他爹也嚷嚷，他要是歌王，村里人人都当歌王了。
    有人故意逗他爹，“你和占明谁唱得好？”
    “墙上画虎吃不了人，沙锅和面顶不了盆。”占明爹顺手拈来。
    2002年11月，太原首届山西黄土风情农民歌手大赛上，石占明赢得了一等奖。2006年，他参加“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再次获奖。二炮文工团当时正在社会上招募原生态歌手，在田青的力荐下，放羊倌带着老婆孩子入了伍，成为了营级军官。
    “占明有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大哥石先明眼眶旁的皱纹笑着绽开。石先明也有一副好嗓子，但石占明说他太老实，唱歌时该婉转处，他仍很直白。
    “唱歌有条好嗓是基础。人还要有灵气，有个好脑子。这些都要看老天爷给不给你了，都是命中注定。”石占明深有感受地说。

长在大山，不认得红旗

    堂屋被烟熏黑的相框里，一个黄衣黑发女郎的相片格外醒目。石先明说，那是占明喜欢过的一个女孩，当年也唱开花调。“她的家庭条件比俺家好，不配追人家，占明为此暗自忧伤过一阵。”
    石占明没承认这事。真正让他刻骨铭心的莫过于2006年5月，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赛。
    电视直播里，众目睽睽之下，主持人指出新西兰、英国、澳大利亚3个国家的国旗考他时，他瞠目结舌。
    “第一是法国吧……英国，应该是英国……中国，第一个是中国，有3个五角星，第三个是日本，第二个是法国吧，随便猜一个。”台下哄堂大笑，考官余秋雨满脸惊讶。
    网上劈头盖脸地轰炸，石占明灰头土脸地回到家。一下左权长途汽车站，迎面撞见一群小学生，娃娃们起哄，嘲笑这个连国旗都不识的人。
    “占明蜗在家里，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大哥回忆。
    占明妈是一家之主，她劝导说：“你在外面有啥委屈的？祖祖辈辈都放羊，兄弟4个就你一人出了山，好好唱就行。”
    大哥的话最实在：“想开点，你好坏也算见过世面，不比我种了一辈子地强？”
    全家就数占明爹舒坦。他在窗外筛着一筐豆子，自言自语，“天不怕地不怕，我啥都不愁。瞌睡打盹不由人，唱曲开花调散散心。”
    “我一直太顺了，肯定要遇到这个坎，否则都不像是人了。”事隔3年，石占明释然笑道。

“活着的阿炳”

    残旧，没有供暖设备，老戏台一直是盲宣队在县城的巢窠。回到这里，刘红权的调门也随之回归。
    2003年夏，他在京城做文化记者的大哥刘红庆跟随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田青教授到左权采风。在两侧种满了蕃茄的戏台大院里，凑着昏黄的灯光，刘红权的一曲《光棍苦》让田青泪流满面。
    午时，刘红权在街口对面的洋楼，一家名为宴喜乐的餐馆包下了两桌酒席，招待盲宣队的哥们儿。
    觥筹交错间，三四个机灵的孩子一拥而上，直扑向餐桌。他一语带过，他们都是我的干儿子。手却在桌下紧紧握住身旁的小静姑娘。
    小静姑娘年方20。瓜子脸，皮肤白白，及臀的发丝上别着一只蜘蛛水钻。她偶尔睁开双眼，黑眼珠上蒙着一层白翳。
    “姑娘，说话啊，别害怕”，“我家姑娘最爱吃红烧肥肠，快给她烧一盘。”尽管殷勤周到，刘红权却坚持让姑娘喊他“爸”，向众人坚称这是他认下的姑娘。
    “在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哪家小孩生下来，身子虚或得啥病，就认一个盲人做保爹。这个盲人最好姓刘(同留)或姓陈(同存)，他能保佑小孩长命百岁。红权认的干儿子最多，大约有20多个呢。”王树伟介绍说。
    干儿子虽多，刘红权却还是一个人。三弟结婚，家里办喜宴。面对一桌子菜，他不是夹不上就是夹漏了，周遭一片喧闹，无暇顾及到他。他索性离席，跑到外面放声哀嚎。
    “我妈与大哥商量过，想为二哥收养一个健康的女孩。可大哥想到小时候的一些事，没同意。”四蛋的眼眶顿时红了。
    刘红庆至今耿耿于怀。上小学，老师用方言朗颂诗歌“雪皑皑，野茫茫”，邻居的小孩冲他蹦跳叫嚣，“瞎爱爱，眼盲盲。”爱爱是妈的名字，她生来即是盲人。
    三弟呱呱坠地，昏在炕上的母亲追问接生婆，这娃儿有眼睛没？要是没有，就把他丢到便盆里去！
    “我不想让一个无辜的生命像我一样，生长在那种环境里，一生内心隐隐作痛。”刘红庆倾诉过他的苦衷。
    刘红权笑话大哥过于敏感细腻了。不过，他也会提起八九岁时，他蹲在地上玩耍，一群娃娃放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异口同声：“小瞎子哟——小瞎子——”
    “我是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有一只眼睛原本还能看到一点点光，跟盲人混在一起后，这点光渐渐没了。”
    盲宣队1937年就游走于太行山区，在左权县内居无定所。“一进城就到处寻找‘等死鬼’们(当地人对老人的贬称)群聚的地方，那是他们晚上表演的场地。”刘红权说，“因为妈是盲人，自然跟他们走得近。一来二往，我和他们有了感情。”
    刘红庆15岁考上高中，便搬至外婆家一起住。刘红权则被送往太原盲校。1995年，父亲患上鼻咽癌。逝世前，父亲对家人千叮咛万嘱托，“一定要给红权成个家。”
    然而父亲一走，他便毅然决然加入了盲宣队。同年，大哥也辞去县城老师的公职，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大哥来信写道，走出北京西站，当冬日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自己的脸上时，他感到过去该结束的结束了，新的生活即将到来。

“我兴许就是这命”

    “唉，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不大了解我哥，他也不太了解我。我们的道路是反着的。他一直想离开家乡，渴望能在外面出人头地。我是打外面回来，想扎进去。如果不是田青，我俩今天不会走到一起。”
    2003年的那晚，他悲切的歌声不仅深深打动了田青，也让佇立在黑暗角落的刘红庆热泪盈眶。
    “早前，我哥曾劝我离开盲宣队，进入正规的盲人艺校。这怎么可能？我待在盲宣队才觉着亲近，我们有自己能听懂的暗语。除了会唱歌，我还会玩各种乐器。凭这点他们服我，这是属于我的地盘我做主。”
    “为了加入盲宣队，我跟第一个女友分了手。我们从上盲校时认识，一共处了8年。她虽然看不见，但是非常能干，我家里人都喜欢她。她的梦想就是跟我结婚，有家属于自己的按摩院。但那不是我的梦想，我不想一辈子搞按摩。”
    “小静也是个好姑娘。我们在网上聊得来，她也十分愿意陪我。可她年龄太小，我怕万一哪天我先走了，留下一个女人可怜，要是再生下一个没眼的孩子就更可怜。”
    “可是……如果你想女人了怎么办？”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不知道。说实话，我还没真正接触过女人呢。”
    “一个瞎子能有那么多健康的干儿子，心里挺满足。他们吃我的喝我的，我喜欢。不过我明白，不管对谁都多好，到头来谁也不行。有次在村里演出，一个老汉死在屋里两天了没人管，最后才被侄子发现……算卦的说过，我兴许就是这命。”窸窸窣窣，他的眼皮翕动，不见瞳孔唯见白。

“我妈都没得唱，我还唱民歌？”

    “棒棒，棒棒(方言，意指奏乐)。现在都没调了，没有以前那种气势了。”去年国庆，一场“烂漫开花调——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山西左权民歌演唱会”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礼堂内举行。正式演出前，谁都能看出刘改鱼对乐队演奏的不满。
    1955年，她凭着一首《土地还家》，从左权县脱颖而出，进京参加“全国第二届群众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获得大奖。这使左权民歌与河曲民歌一样，成为了山西民歌的一大流派。《土地还家》的作词者皇甫束玉说。
    那会她才15岁，虽然推动了一种民歌流派的形成，却还懵懵懂懂，就是打心眼里爱唱民歌。
    “小会村有个老唱民歌的郝玉兰，离着县城七八里地。我俩在榆次唱歌时认识了，她说你以后得老跟着咱，可劲地唱。”为了学艺，刘改鱼放学后就跑到郝家，帮着她扫院打水搓麻绳，一边干活一边学歌。
    文革前，一首《桃花红杏花白》由刘改鱼唱红，风靡全国。甚至她的母亲身染重病，临终前也在吟唱这支歌。
    不久后，父亲来信告诉她，晋剧名角丁果仙挨批斗，你搜集的民歌赶紧烧了吧，那些都是淫词滥调……
    她发现有人将民歌改得符合政治内容后，终能上台。于是她也改，一曲深情的《桃花红杏花白》改成了“革命版本”，词与调完全不合套。
    “好不容易等到80年代可以唱了，流行歌曲又兴起了。”她垮下脸来。那年陕西端出文艺演出《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首流行歌曲刚结束，当报幕员报上“民歌”二字时，台下观众高呼：不要，不要。她在后台化妆，听得一清二楚。
    1990年代初，山西歌舞剧院先后排演了黄河三部曲，《桃花红杏花白》、《土地还家》被选入内，博得业内一片叫好。
    “那段时间很灰。他们排练的时候没有咱，唱的还是咱保留的曲目，不让咱唱。”她干瞅着年轻人唱着当年的成名作，站在乐池里不得不为之伴唱。“他们说咱老了。与经过正规培训的年轻演员比起来，咱太土了，太野了，太落后了。”
    女儿学美声唱法，有人劝道，你妈是刘改鱼，你为啥不学民歌。女儿反问，我妈都没得唱，我还敢唱民歌？
    “左权县出版《左权民歌集粹》时，县文化馆的人来单位让一帮外地演员唱左权民歌，他们在咱门前进进出出，就是不进来。”
    她暗暗不知抹了多少泪，满肚子的怨气，又不知该怨谁。
    后来，在田青的极力推荐下，《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上，她做起了评委。阔别了半个世纪，重新登上紫禁城音乐堂，唱起至爱的《桃花红杏花白》。
    “她在使劲地唱”，皇甫束玉说。2007年他们才首次相见，“那天，刘改鱼在我家里唱了一天的歌，几次泪眼欲滴。”
    “现在只要有地方让咱唱，咱就去唱，不管是大舞台，还是小舞台。谁想学咱就教谁。”刘改鱼仰靠在家中沙发上，长叹着气。
    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表演当晚，刘改鱼的《土地还乡》是压轴戏。
    “一铺滩滩杨柳树，一片一片青……”歌声中，台下已有人离开，几位年长的粉丝奔到了台前。
    不甚响亮的掌声中，刘红权、石占明兄弟等演员一一鞠躬谢幕，组织者刘红庆的神色迷惘。
    “一群群受苦人，哎呀呀呆，统统翻了身……”刘改鱼仍在声情并茂地高唱。
    演出之前，演员们就已明了，他们中的最高报酬将仅为500元，最低则是区区200元。

(感谢实习记者刘畅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