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五任掌门人

田青：新上任的老所长

40岁当副所长，62岁升任所长，相隔22年变化太多

■刘红庆

2009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头上顶着各种头衔的音乐学家田青，回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就任所长了。这天是 12月28日，他刚从台湾回到北京还不到一周的时间。而在台湾，田青是带着中国内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果，在宝岛做了长达一个半月的巡回展览。田青说：这个展览让台湾民众的观念发生了一些改变。过去，台湾人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会以为台湾比大陆保护的好，但看过展览的民众纷纷表示，大陆文化部门近年做的保护传统文化的工作令台湾同胞大为惊叹。

正是在台湾的时候，田青获得了让他担任所长的消息。“获得这样的任命你是不是特别有感慨？”31日上午，我赶到田青的办公室，问他，“早在1988年你40岁的时候，就是音乐研究所的副所长了，而2009年升任正所长，你已经62岁了。从副升正你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是不是有点百感交集？”

从频繁的电话铃声中抽出身，田青和我坐到沙发上，一边喝药，一边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从个人实际的收益来说，这也不算升迁，再说，自己已经过了六十岁了，早不是在仕途上有想法的人了。”几乎是没有任何停顿，田青坚定地说：“我回音乐研究所接手这个任务，主要是一份感情，一份责任！”

“什么感情？什么责任？”我追问。

“我是音乐研究所的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所里工作，这里就像我的家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也从来不曾离开。研究所是个学术机构，我个人说到底是个学者，我对研究所是有感情的，对学术是有感情的。”这时候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中国艺术研究院有三大研究所，分别是梅兰芳创立的戏剧研究所，黄宾虹创立的美术研究所，杨荫浏创立的音乐研究所。我之所以愿意回到研究所就职，也是基于我不愿意看到这个研究所没有人管。杨荫浏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我不能看着这个所几个月没有所长而袖手旁观。”

“对研究所有感情，与你一样有责任的学者应该还有。为什么最后是你来担任所长？毕竟，你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此前我担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领导职务，国家有硬性规定，司局级的领导干部不能超过六十岁，所以我一到期就不再有职务了。而音乐研究所是个学术机构，对这样机构里的干部，政策相对灵活。不过，我能回到所里担任领导工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我在宗教艺术研究中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获得了领导的认可，领导在考察了不少人员之后，认为我是相对合适的。我就任的当天晚上，接到我的恩师黄翔鹏夫人周沉先生的电话，她以一个师长的口吻，表达了对我的祝贺与信赖，我很感动。”

黄翔鹏也是田青的导师，是继首任所长杨荫浏之后音乐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研究所的第三任所长是民歌研究专家乔建中，第四人所长是乐学理论研究专家张振涛。半年前，张振涛调到中央民族乐团担任副团长。田青上任，成了这个所的第五任所长。

在公众的视野中，近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不仅没有能够提升中国音乐研究的整体水平，《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年鉴》的学术地位有所下滑，他们自身的学术水准也在下降。有成就的研究人才在流失，新培养的研究人员学术功力又不够，研究所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小。音乐研究所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作为五任所长中上任时的年龄最大的田青，他这个新上任的老所长，会怎样治理这个中国音乐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机构？他将把中国音乐研究引向何处去呢？

田青在接听了几个工作安排和预约采访电话后，继续和我谈他对施政环境的看法。他说：“现在大家对这个老所不满意，有怨言，有人甚至说‘音乐研究所沉沦’了。我觉得言之过重，用‘沉寂’可能更合适些。音乐研究所的这个形势或者局面，不是某个个人造成的，是中国近年发展的大环境使然。今日中国重视技术超过重视学术，人文科学普遍不景气。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这样一些重要的研究单位，学术质量都有所下降。音乐研究所的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抱怨某个人或者某些人，但是也不能抱怨大环境。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应该在这样的不利环境中，寻找有利因素，把责任担在肩上，把情感埋在心里，把学术、传统文化等有价值的东西推向公众视野，引领社会的关注。如果工作没有难度，我回音乐音乐所也就没有意义了。”

田青究竟将如何实施所长的职责？有何施政纲领与方针呢？

“弘扬好传统，开拓新境界。”这十个字，是田青在28日上任当天与所里同志们见面时临时想出来的。然后他谈了四点设想：“第一，重建研究室机构；第二，建立学术讲座制度；第三，建立所务委员会；第四，擦亮学术窗口。”他谈过之后，许多同志认为他虽然临时受命，但是思考非常成熟。田青和我说：“我一直都在院里工作，也没有脱离音乐所，所里的问题也是我平时和同事们聊天经常说起的问题，也是我经常想的问题。所以，回音乐研究所，我会上手很快，也知道该做哪些工作。”

那么，过去音乐研究所有何好的传统？我查阅相关资料，印证了田青所说的“重建研究室机构”计划。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前身，是成立于1954年的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此后，名称与主管单位多次变化，但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方向始终没变。在这个所，有国内一流的传统音乐学的顶级专家，也产生了顶级影响力的学术专著。《中国音乐史》《中国音乐简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音乐书目》《少数民族音乐资料索引》以及各地的民间音乐著作出版了数百种之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1985年的时候，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所下设的研究室已经有“音乐理论研究室”、“中国音乐史研究室”、“民间音乐研究室（后改称传统音乐研究室）”、“外国音乐研究室”、“音乐学术情报研究室”等五个，各自分工明确，在音乐界起到了学术规范的作用。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这些研究室陆陆续续不存在了。研究人员也从鼎盛时期的在职人员七十多人，下降到而今的二十四人。

“弘扬好传统，要先把我们前辈给创立的这种研究室制度重新建立起来，让所里的研究人员都有明确的学术方向和分工。”田青说。“这之后，我们要让现有的研究人员公开亮相，二十四个人，每月在院里办两场讲座，一年刚好轮一遍。每个人一年中至少有一次机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分享。这样，可以让想混的人混不下去，督促学术水平低的人尽快提升学术水平，展示学术水平高的人的见识与能力。我要求六个研究员先带头，接下来是副研究员，再接下来是助理研究员。没有完整的学术成果，可以讲阶段性学术成果，阶段性的成果也没有，谈自己的学术打算、学术设想，让大家来把脉。如果连学术设想都不充分，可以谈学术理想、进研究所的感受。如果连这样基本的东西都谈不出来，那么你呆在研究所做什么？”

“这个制度开始实施了吗？”我问。

“开始了。2010年1月12日，第一讲，我们所的薛艺兵研究员第一个讲。”田青说，“与此同时，我要像当年老北大实行‘教授治校’的方针一样，在音乐研究所执行‘研究员治所’的办法，建立‘所务委员会’，这是研究所的最高学术行政机构。这样也可以有效地将可能存在的消极因子转化为积极因素。在大家的支持下，齐心协力，搞好研究所的工作。”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擦亮学术窗口。什么是中国音乐的窗口？我们研究所有两个，一个是《中国音乐学》，一个是《中国音乐年鉴》。这些年，因为学术期刊经受着经费不足的压力，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有偿发表论文，以适应各地职称评审急需论文发表的这个市场。作为一本学术刊物，你收了人家的钱，你怎样要求人家的学术水准？这样势必是两个标准来评判一篇论文的发表与否。一个是学术水准真的高，一个是给钱。而往往是，学术水平不得不让位给钱，这样中国学术杂志的整体水准下降就是必然的了。”

田青说，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从2010年第三期，也就是《中国音乐学》第100期起，他接任这本期刊的学术主编，要“坚决堵住学术漏洞，拒绝人情文章，不再发表有偿论文，恢复学术刊物的学术品格”。

田青的理想也是我的理想，我曾经负责过两本杂志，都是因为在是否发表“有偿文章”这个观念上与投资方发生分歧而离开了自己喜爱的音乐杂志。你不能叫我执行两个标准，一个是要好，一个是要有钱。这两个可能不矛盾，但经常会矛盾。

2014年，是中国艺术研究音乐研究所成立六十年的年份。2010年就任的田青，要有条件带领这个所走到2014年的话，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国音乐研究的面貌是不是会有所改观？就像他在宗教艺术研究中心时曾把中国佛教音乐带到全世界；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位置上，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铺洒到全社会和普通民众中，把我国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到联合国一样，我们期待他给中国音乐研究以新的生机……

62岁的田青，用行动来回报这个期待吧！

二〇一〇年一月三日星期日    22:55:37 -23: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