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民歌，感谢土地
    ——我怎样理解音乐？

    在我还像同学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追随最流行的东西。那时候，我主持学校“校园之声”工作，我播放过一首歌，《热情的沙漠》。我觉得这是好的音乐，多么有冲击力的音乐啊！
    但是我的老乡、老师宋为霖先生，驼着背，是不是还戴着他的草帽不记得了，他找到我，说这是“亡国之音”。他是国民党时期长春大学毕业的，研究训诂学。据说他的学养是很好的，可惜我那时候不知道珍惜。甚至连他给我们上书法课，我都没有留下一幅老师的完整的字。
    那次，我没有反对我的老师，但是我也没有耐心地聆听老师的理解，我是把老师的话说给同学们，当成一个“笑谈”，内心里是不是想“这个老古板”？这之后我就没有了再聆听老师教诲的机会，他年龄很大了，回到老家，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他没有正式出版过自己的著作，尽管这著作很可能是有价值的。

    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突然觉得我懂老师一些了，我明白老师说的是有道理的。
    孔子在《论语》里评价过两个音乐作品，一个《韶》，一个《武》。他说前者“尽美”“尽善”，他说后者“尽美”而“未尽善”。
    美是形式，是音乐的所有技巧的东西，而善是内容，是音乐表达的人生境界。在古先贤的那里，崇尚“礼乐”与“天籁”，渴望的是“平和”而可以使心灵安静的音乐。比如后来中国文人崇尚古琴，热爱昆曲，听到的都是平和之声，表达“节制”“自醒”“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怀。
    还有宗教音乐，仿佛展示的是被超度了来生的世界。
    他们是好的音乐。
    可是二十年前，我喜欢的是《热情的沙漠》。

    三十岁到了北京，朋友把我介绍到《音乐生活报》，主编问我：“你过去做过什么？”我说我是当老师的。他说：“你编音乐教育版吧！”
    在太行山乡村中学十年，我教中学语文，偶尔也代音乐课，那就是和孩子们一起唱《热情的沙漠》。但是什么是音乐教育，我真的不知道。
    主编说：“没事，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去找他。”
    他给我的是李妲娜的电话。
    跑了很远的路，终于在方庄一个类似比萨斜塔附近的小区见了李妲娜。她说：“我爸比我强多了。”我问：“你爸是谁？”她说：“李凌。”我又问：“李凌是干什么的？”
    李凌是新中国交响乐的奠基人，缔造了中央乐团。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是一个小而瘦的好老头。但是以后在音乐圈采访，没有人不夸李凌的好。
    几年之后的一个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电话响了，是李妲娜的声音，她说：“爸爸走了。”
    两天之后，我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了《最后一个休止符》，缅怀李凌的音乐事迹。

    李妲娜给了我许多音乐人的电话，我开始为我的版面做准备。我最先采访了金铁霖、周广仁、王次昭、江明忳等。金铁霖老师在我的版面上讲声乐，周广仁先生在我的版面上讲钢琴，赵寒阳在我的版面上讲二胡。我的版面便有声有色地办了起来，在北京的音乐圈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性效应。

    我在皇家假日饭店国际艺苑开办的“考级音乐会”，名家来捧场的很多。宋飞、祖海、谢嘉幸、赵寒阳、刘月宁、吴玉霞、泰尔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不少专家都来过。王次昭的女儿跟着泰尔老师学钢琴，王次昭亲自陪孩子来到音乐会上演奏。
    我在《音乐生活报》干了不到一年，后来在《科技日报·声像世界》又一年，接着主持《乐器》杂志一年半的时间，然后到了《华夏时报·影响力周刊》。
    我没有离开音乐，而是越走越近。

    在这几年里，我聆听了大量的音乐会，我崇尚经典音乐，崇拜名声显赫的音乐大师。

    但是这样的时间久了，我渐渐发现这些美妙的音乐并不属于我，它们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我的经验世界里所没有的好的东西。难道从来没有像我一样欣赏过这些音乐的我的太行山民就生活在美丽的音乐世界之外？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有义务回过头来关注民间了。陪伴了我三十年而一直没有真正进入我感情世界的左权民歌，其实早早在我的感情深处等着我。它不是我的初恋情人，我看的东西多了，虽然不是老手，但也很难动心，但是这样的一个淳朴的未开垦的处女地，使我的眼前一片春色。
    正在这个时候，一台名为《高原如歌系列音乐会·左权民歌与小花戏》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策划人之一陈红箐是我的朋友，我看了演出，失望已极，愤然写下《呸，哪里来的民间》。
    这个文章在我自己主持的《华夏时报》发表，接着在《音乐周报》《音乐生活》发表。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从报纸上看到了，拿到研究生班的课堂上与学生一起探讨，说我的文章指出了民间音乐发展之弊。电视手段某种程度上强奸了民间，处女地上尽是装腔作势的徐娘。
   
    《呸，哪里来的民间》在一位有责任心的左权文化干部那里反应最强烈。他说：“你说我不好，那好的在哪里？”他希望我找几位专家回去和当地的民间艺术家一起交流。
    我打电话给李妲娜，李说找中央音乐学院的钱茸，钱茸希望我连同田青拉上。田青过去有过一面之交，但是把他拉上太行山可能吗？记得是一个初秋的傍晚，我拨通了田的电话。我将自己关于土地的思考简约地陈述给田，我希望田和我回到土地上去。
    田答应了。
    田青、钱茸等和我上太行山，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羊倌歌王石占明。
    第二年，我们意犹未尽，再上太行。所有明眼人的演出田青都不能满意，我试探着问：“看看盲人宣传队的演出怎样？”
    我弟弟是主唱，田青哭了，有他的《阿炳还活着》为证。他把与土地最近的左权盲人宣传队带到了北京。
    一个羊倌石占明，一个太行盲艺人，我找到了我音乐的最爱。

    京剧、歌剧、芭蕾、交响乐，气势恢弘，大气磅礴，是皇家以国家之力养着的艺术，它们有皇家气概。合唱、梵贝，是山林养着的，有自然之气，可以通天，它们有超度人生的法力。民歌，是土地养着的，有民生悲喜之慨，是现世人生的草根表达。
    离开北京的那天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活动，是中国“匈牙利年”的开幕式，是纪念匈牙利杰出的音乐教育家柯达伊诞辰125周年的小型纪念会。匈牙利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杨立梅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
    在大会所发的资料里，我知道了匈牙利人一抬腿就到了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而柯达伊却在本土发现了“农民音乐”并致力于他的音乐教育体系向全世界传播。
    柯达伊说：“音乐属于每一个人。”这一定不是指音乐技巧。而我认为音乐其实是一种平和的人生态度，只有从这个角度讲，音乐属于每一个人。我是不是更本质上理解了柯达伊？
    不论生活在都市还是山林还是农村，我们有不同的对于世界的情感表达，从而产生了不同样式的音乐。而我属于土地，于是我只能更热爱民歌。

16:59 200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