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晋中学院，畅谈左权民歌

    今年七月，师专同学毕业二十年聚会，班长武军说要为各地来的同学们弄场演出看看，我说这个事我办如何？我把这些年苦心研究的左权县最优秀的民间艺术家带给同学们，他们是：刘改鱼、李明珍、石占明和以我弟弟为主唱的左权盲人宣传队。
    武军说好，另一个朋友李旭清反对。正当我和旭清观点对立、争执不下时，具有决定权的武军给王文丽打了电话，王文丽支持我的主张。
    演出是非常成功的，随后晋中学院音乐系的同学上台表演，便黯然失色。
    这次，武军和来参加活动观看演出的老师们说：“红庆有意讲课。”
    这之后，便有学校领导支持我在晋中学院开设“晋中音乐文化”课，给学音乐学的大三大四学生讲“左权民歌”。

    我是从这个学校走出去的，二十年了。
    当母校的老师邀请我回去开一门课的时候，我有犹豫。
    第一，我不是专业学音乐的，我的学历比我要给他们上课的学生低。他们现在都是本科了，而我仅仅是专科文凭。
    第二，我虽然辞掉了北京出版社的工作，不用惦记上班的事情，但是我在北京还有很多事做，并且已经答应了一些朋友的一些事情。
    第三，晋中学院的报酬很低，以“客座教授”每节课五十元计，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理想的收入。
    但是我答应了母校的邀请。

    为什么？
    第一，在北京音乐圈泡了二十年了，在很多音乐家那里我获得了非常多的教益。我不是李妲娜、田青的研究生，但是我觉得我从更深层次上，与这些最好的音乐学家有共鸣。晋中学院需要吹点有大师体味的风，我可以做一个传声筒，并且我在北京的十年，我就是个传声筒，我传得很好。至于没有学历与文凭，邀请我的人不嫌弃，我相信学生就不会嫌弃。是不是有人不服气？那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
    第二，北京朋友们的事情带在身上，这些书稿在我课余时间可以保证完成。
    第三，我宣传左权民歌，这些年来一直就不是为了钱在做。能够把左权民歌作为一门学问带在晋中学院的学子，而他们是离左权民歌产生的土地最近的学校，我干吗计较个人的收入呢？

    我给杨立梅电话，我给李妲娜电话，我给田青电话，我给李强电话，他们都用各自的角度支持我的主张。在北京颠簸了十年了，我需要静静自己的心，安心在一个小事情上做点文章。
    五十年前，左权民歌第一次进入专业音乐学院课堂，那是十六岁的刘改鱼老师教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唱民歌。
    二十年前，左权小花戏第一次进入专业舞蹈学院的课堂，那是已经成名的李明珍老师教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跳山西民间舞。
    今天，左权民间艺术以学问的形式再次进入高等院校，我想可以带动一批人来关注左权民歌、左权小花戏的研究，真正理解这块土地，理解其悲与喜。

    九月三日，我上了第一节课，三个班，我把大致相同的内容在三群孩子中重复了三遍。每个班四十多人，这样有一百二十多个孩子在上我的课。

    学校把这门课定为“晋中音乐文化”，我说我更愿意讲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视界下的左权民歌”。要说晋中音乐文化，我想最主要的部分“晋剧”我不了解，“祁太秧歌”我不熟悉。我先以左权民歌开始这次旅程吧！
    孩子们很热情，我说了“热爱民歌，感谢土地”这样的结束语之后，掌声雷动。我鞠躬，掌声还在。我走出教室，身后还传来一个淘气男生的声音：“老师再见”。

                                   8:39 200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