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妮带着队伍到太原拍摄《桃花红杏花白》的时候，住在我的朋友开的酒店的，我的朋友武军对这个电影慷慨支持了一把。到拍摄将要结束的时候，我给《山西青年报》的贺虹（我的表弟）和《晋中日报》的郝俊力等几个朋友打了电话，讲述了亚妮和她的音乐民俗故事影片《桃花红杏花白》，大家都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了这件事。

    郝俊力放下电话就与在太原的亚妮联系，第二天一早就去采访了。那天是个休息日，但是俊力处在紧张的工作状态。据说她的稿子出来后，得到了领导、同事与读者的认可。

    我的表弟贺虹更是率领了一个由四个人组成的庞大的采访团队，在亚妮离开太原的那天进行了细致的采访。我找了《山西青年报》，也就是我表弟所在的报纸，他们做了一个整版。我把这个电子文本转贴在这里。大家便可以了解一下拍摄的艰难。

                                             红  庆

左权盲宣队故事拍成电影 
 

作者：袁媛
文章来源：山西青年报 
更新时间：2007-4-29 
 
     

       20年前，左权玉石村真实的打井故事感动了导演吴天明，于是有了《老井》；20年后，行走在太行山上的12个盲艺人再次感动了江南女子亚妮，她扛着摄像机追寻民歌声走遍左权的每一个角落，只为真实记录这帮当代“阿炳”的现实生存状态。她就是浙江卫视《亚妮专访》的主持人——亚妮，而这部电影就以左权民歌取名为《桃花红杏花白》。
    该影片通过讲述太行山一对盲人兄弟的人生，反映几代老艺人在半个世纪里边走边唱，悲喜荣辱的传奇经历。剧中主要人物由现在的左权盲艺人宣传队全班人马出演，极大地增强了电影的可视性和艺术感染力。
    在偶然得知亚妮电影的拍摄会在太原取景后，记者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倾听了《桃花红杏花白》的故事。
讲述红白两个世界兄弟俩的故事
    记者：电影取名为《桃花红 杏花白》是不是有着什么寓意？
    亚妮：其实原本电影名叫《兄弟》，后来叫《弟弟的歌》，我去国家电影局也是申请的《弟弟的歌》，后来又重新去申报，改成《桃花红杏花白》。我当时就想，写两个世界的故事，兄弟俩分别处于红白世界，一个有眼人的世界和一个没眼人的世界，他们各自生存的一种状态，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性格冲突，以及他们的相融性，对各自的理解，在互相来往时发生的故事。
    电影讲述的是哥哥出山念书，弟弟则进了盲宣队，兄弟俩走向两个不同的世界，就有一首民歌《一条飞龙出山去》来表现两个人不同的感受。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电影中的主人公）妈妈死了，弟弟要到北京找哥哥，盲宣队走在公路上拦车送他走，车停下来以后，司机不情愿，这时候盲宣队他们就集体唱了一首歌，最后感动了这个司机，然后把弟弟送上车。最后有了沟通，哥哥在盲宣队要进山的时候，在山上寻找弟弟，希望能够带他回北京。
    记者：你会把它拍成一个什么样的电影？什么类型的？
    亚妮：我给它取名为故事纪录片。因为电影不同于纪录片，它的艺术形式需要有故事、有情节、有矛盾，这样人们才爱看。所以我讲了红白两个世界兄弟俩的故事。但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要特别真实记录左权盲宣队11个成员的现实生活状态。故事中的瞎眼弟弟就是以现在左权盲人宣传队成员刘红权为原型塑造的。
    记者：那就是说电影《桃花红杏花白》有了纪录片所没有的故事情节，但它仍然要体现纪录片所具有的真实性。
    亚妮：对！这部电影是真人演真事。除了剧情的需要，将刘红权改名为“七天”外，左权盲人队都使用真名，自己演自己。就连扮演红权小时候的演员也是在太原盲校挑选了一个盲童，饰演群众演员，则是电影拍到左权哪个村子，就用哪个村子的村民。电影中也全部使用左权方言，标注中英文字幕。
记录当代
“阿炳”的生存状态
    记者：在拍摄过程中，这些演员演得怎么样？
    亚妮：盲宣队演得相当好，我们这次没有像其他电影拍摄那样用“好了，各个部门，预备”这类常规模式，而是用“好了，你们就开始，队长你说吧”这种更自然的方式。
    为了能够记录，我们让他们自然地去演，没有固定的台词。比如说盲宣队每年开春要进山，进山之前有个祭树仪式，希望老天保佑他们这一年平安如意能够挣到钱。我就说你们许个愿，这一年你们想得到什么，想要什么说出来就行。我没想到在拍的过程中，盲宣队在磕头的时候全部号啕大哭，每个人讲出自己的真心话，我们录音师都来不及录。这场戏拍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一边拍，一边跟着哭。
    记者：哪一场戏你拍得时候最难忘？或者觉得是最难的？
    亚妮：对于盲宣队来说，他们并不是一群在桃花红、杏花白的时候即兴唱歌的人，那种诗情画意不符合现实生活，他们是一群游走在太行山村落中，靠传唱生存的最底层的民间艺人。挨饿赚不上钱并不是最苦的，遭遇下雪、下雨，要在激流中过河才是他们生存最艰难的事情。
    盲宣队就曾经遭遇过这样一件事，在集体过河时，一个盲宣队成员背的铺盖让水冲走了，这个铺盖里面有76块钱，然后这个人就像疯了一样，无论多大的水，他都要扑下去去救这个铺盖。
    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再现到电影中，在拍的过程中你不能说我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你铺盖先掉，然后人再跳下去，然后再怎样怎样，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盲宣队除了一个领队能看到外，其他人完全看不见的，他们的行为跟正常人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你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去救这个铺盖，那么我们的摄影师只能跳进河里，把他们抢铺盖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但记录过程中镜头的运用是未知的，是全景、中景、侧写，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哪个人会跳下去，也不知道哪个人会被冲到水里去，你也不知道哪个人会喊叫……所以我们那天拍的时候第一遍就没有通过，那个叫永兵的盲宣队员已经全身湿透了在水里面扑腾，但摄影师却没有及时跟上。
抢救即将消失的盲宣队
    记者：盲宣队还有一个问题，他们最小的都已经40多岁，盲宣队今后怎么生存延续下去？
    亚妮：这就是我为什么急着要把他们拍成电影的原因。因为这个盲宣队我估计如果政府不扶持、自生自灭的话，可能他们来日不长。因为，盲宣队员肉三原来260斤现在已经280斤，哮喘、肛瘘；然后像玉文叔他们，都是什么胃穿孔，病的病，老的老。盲宣队如果靠红权一个人支撑，他们最多也是人家婚丧嫁娶，吹吹打打，然后这个地方要一点那个地方要一点。有一次据说走了一天的山路都没吃到饭，去一个村庄，人家说给你们一点钱你们走吧，我们不要听了，因为听了多少次了。
    这个我跟左权的县委书记、宣传部长都谈过，我说这个盲宣队他们保持了最原生态的左权民歌，以及你们所谓遗失的那些曲牌曲目，在他们这个队里还保存着，我说就凭这一点，就应该把它作为国家扶持的一个项目。据我了解，左权县现在已经把“盲宣队”列为县里宣传部十大重点工程之一，给盲宣队建立团部，每年给他们一个扶持资金，这个都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原来盲宣队最好的时候有30多人，现在只剩下12人，新进来一个20多岁的，但是唱得并不好，肉三唱得不错却已经老了，唱不动也走不动了，要不是拍电影根本不会出门，盲宣队自身就面临着如何延续的严峻问题。
20首民歌
就是20颗明珠
    记者：刚才你也说到了，盲宣队保持了最原生态的左权民歌，这点在电影中有没有体现？
    亚妮：当然！影片中涉及到20首左权民歌，这是在我写剧本的时候就想到的。其中，有的左权民歌是我跟红权的哥哥红庆两个人重新写的，曲调还是那个曲调，但词改了，我们将来会专门为这部电影出一个音乐碟。
    记者：改了词会不会破坏原来那些原生态的东西？
    亚妮：原来那些传统的东西还是有的，比如说《光棍苦》和《冯魁卖妻》，这些原生态的民歌都在片中体现。但是在这部电影里，左权民歌不仅仅是一个插曲，我把民歌和电影情节融在一起了。很多电影的内容是编在民歌里的，整部电影的故事情节都是用左权民歌串的。比如说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桃花红杏花白》，我们就有三四个版本，不同的人来唱就有不同的词。像盲宣队，他们唱出来会是“桃花你咋就红来，杏花你咋就白，我瞎瞎的活了这一辈辈呀，我可没看出来”……“太行山你就开花走也走不到头，下辈子好歹要睁开眼，看看这圪梁和沟……”所以也可以这样说，20首民歌就是20颗明珠。
再现民俗“缸神节”
 记者：在电影中也引用了一首名叫《叫大娘》的民歌曲调，但我们知道，这首民歌因为词比较粗俗现在没人唱了，怎么会在影片中用到呢？
 亚妮：是。《叫大娘》的原词是完全不能唱的，但是我们用它的曲调把它改成了一个非常喜庆的《缸神曲》。这是因为我们在跟国家民俗专家研商了以后，恢复了或者说再现了一个叫“缸神节”的民俗。因为我觉得要体现一个地方当地人的一种特征，他们面对天地之间的那种关系，要用一个东西来充当载体体现的，那这种载体最好的就是一种民俗习惯。
    这个民俗习惯，秧歌拍过，小花戏拍过，伞头拍过，反正那种歌舞旱船的都拍过，再怎么拍都拍不过张艺谋，我就想找一个从来没拍过的。于是我就在资料里面寻找，找到山西一个叫三月三的缸神会。因为以前左权和长治这一带的人，以烧缸烧瓮为生的非常多。但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市场萎缩之后，很多人就不干这个事儿了。后来就在每年的三月三这一天，每家门口都摆一个缸，缸里放上煤开始烧，一烧就是一天，其实就是在烧“旺火”，所以我就把这个“缸神节”拍到电影里，配合它的红火，有了《缸神曲》。
 
 
新闻编辑：吴悦涛    新闻终审：吴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