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北京的老乡很神秘而又有些激动地打电话来，说从左权县来了一个旅游局的干部，特意去家里，劝他别议论麻田红色旅游开发的事情，因为在县里只有一个张小宝反对，张小宝就是豁出去了反对红色旅游。而在左权之外反对的只有刘红庆一个人，连左太北发表什么声明，都是刘红庆指使的，刘红庆是左权县红色旅游的头号敌人。
    刘红庆为什么反对左权县的开发呢？就是他在2005年写了一本《左权：一团奔突的火》，他希望左权县买一些，而左权县没有买。他这样起劲地反对，其实是在报复，在泄私愤。
    可是因为刘红庆的反对，中央领导就在一份内参上有了批示，这个批示到了省里，省里领导就到了县里。但是，省里是支持县里开发的，毕竟红色旅游开发是一个方向，反对红色旅游就不是与时俱进。热爱左权县的其他人都应该与刘红庆这个人划清界线。
    但是这个老乡居然不为这个旅游局干部义正词严的劝导所动，马上就打电话给我说，他该说的还要说。而他把这件事说给另一个老乡，那个老乡说：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红庆。红庆说的是对的，县里应该与红庆进行沟通，而不是用文革的一套来戴高帽。那样的话，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作风哪里去了？
    这两个在北京的老乡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在左权县也是无人不知的。我所以隐去他们的名字，是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借他们的光。
    我现在这个文章的标题是按照左权县一些干部的推理得出的。他们的推理是：刘红庆想把书卖给左权县，左权县不买帐，他就批评左权县的工作，他一批评，中央首长就有了个批示。
    这个推理逻辑显然是荒谬的。因为我虽然漂泊在北京，但是我到中南海也不是可以随便窜门的，我个人的芝麻大的事，会搅动中南海的波浪？我不是说中南海不关心我，而是我的这个事根本就不值得中南海关心。
    既然有人愿意扯起卖书，我就说说卖书好了。其实，我有意见的是2004年，因为那年县文化局要我写左权县盲艺人的故事，他们审了我的稿子，是他们为全国民歌擂台赛而出版的四本书中的一本。其它几本书他们都是花钱找的出版社，惟独我的《向天而歌》是我自己联系的出版社，是他们最省心最省钱的一本。他们要求8月11号见书，我也达到了他们的要求。但是他们许诺7折买1000本，却没有钱就想拿书，我很生气。其它出版社都是先有钱才干活，而我这里把活干完了却没有钱。没有钱，我怎么从出版社拿出书来？于是，盲艺人拿钱从出版社进了书在擂台赛期间卖，而文化局却没有了书。
    这件事仅仅是文化局的事，和县里其他领导没有任何关联。实际上，擂台赛我没有回去，结束后县委宣传部还给了我一点钱，他们说我在其中帮了忙，应该给。对文化局的领导，我也只是抱怨一下就过去了。书也没有积压在我的手里，谁卖书谁挣钱，我生哪门子的气？记哪门子的仇？我要把这样的事都放在心里，我的日子还怎么过？
    到2005年，《左权：一团奔突的火》没有过任何人购书的承诺，纯粹是我个人的一个著作。因为内容与左权县有关，所以县委宣传部为这本书做了大量的宣传，我是很感激的。我怎么会因为《左权：一团奔突的火》而与县里记仇呢？再说，《左权：一团奔突的火》出来时主持县里工作的主要领导已经调离，我与其他不相干的人何怨之有？我只是偶尔会觉得县里可以利用这本书的出版把左权县的名声宣扬得更大一些，但这也仅仅是个多与少的问题，不是是与非的问题。为这样的事与人结怨，实在说不是我的个人风格。
    在今年4月麻田八路军总部广场事件发生之前，我与县里的关系很好。即使总部广场已经开工，我还一直以为是乡里村里的干部素质太低在胡乱行事。我写了《因领袖而遭殃的土地》一文于4月4日晚发给县领导时，我写了这样的短信：

 

 

    但是我没有等到与县领导面谈的机会。一个县里派出来的干部两次给我打电话，只是希望我不要发表文章，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于是我严词驳斥道：“你没有资格提这样的要求，你来游说我只能自讨没趣。我骂你显得我没有修养，我不骂你你就意识不到自己太没常识。你怎么可以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条件下就要求一个人放弃他的主张和他的权利？”
    在北京的不少人也都接到了县里希望我住口的信息，但是这些人都没有怎么劝我，倒是在山西的人基本都劝了。这可能就是地域的差异性吧。
    还有几个左权籍的大学生主动声援我，写了热情洋溢的信，还有人跑到我家里表达了他对我的敬重。麻田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老乡寄了两把刷子给我，据说这种纯天然的植物不沾油。我往好里想，老乡是夸我：“你真有两把刷字！”
    但是，真正引起轰动的不是我的博客，是《山西商报》记者李小并的报道。报道一见报，就被主流网站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一时间舆论大起。后来我回榆次，李小并开车来看我，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一聊，我们居然都是在左权县城内北寺巷长大的，我们同岁，但谁都记不得谁。
    李小并文章一出，舆论哗然。各地媒体虽然大都没有派记者去，但是都发了相关的评论。数十篇总是有的。
    其后，5月初的《法制早报》发表《一个作家与左权“八路军总部广场”的博弈》，记者也是我从前的同事韦文洁把我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其实，这不是我授意的结果，因为我做过记者，我反对当事人干预记者的主观判断。韦文洁站在中立的位置上阐述了双方的观点，但是从报道的实际效果看，批评我的人的观点似乎很难成立。
    《南方周末》发的是我过去的同事郭盖的文章，题目是《左权：红色陷阱》。这个文章中提到了我的名字，于是有山西的一个人来电话，说：“你不要被人利用了。”
    《因领袖而遭殃的土地》之后，我陆续写的几个文章是：《红色陷阱深几许》（4月9日）、《麻田悲剧的诞生》（4月13日）、《以左权将军的名义》（4月15日）、《倘若历史真能倒退，我愿意》（4月22日）。因为这些文章难以快速见报，我建了自己的博客，点击率极低。直到6月12号，我的“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断想”《只要遗产不要文化》被选在新浪博客的首页，点击率才突然高了起来，但是麻田的事情已经被大家淡忘得差不多了。
    这时候发表有《演唱开花调的亲圪蛋》的第五期《艺术评论》杂志出来了，因为这个文章是我关于左权文化的思考，所以我给不少左权县的人寄了回去，包括把我认为是他们敌人的那些领导干部。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人人的敌对问题，越是反对我，越应该了解我的观点，所以我寄了大量的杂志出去。
    两个月过去了，现在中央领导关注了，我再次成了话题的焦点。就是在无人点击的博客里写写就影响很大了吗？影响大到中央领导都来点击吗？显然不是。中央领导从另外的途径获得了相关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肯定不是我发布的。
    由此可见，我的书卖不掉惊动高层，便成了个伪命题。我的书卖掉卖不掉与左权县无关，而惊动高层的又不是我。像县里这样的思维推理，只能导致更大的工作上的被动，因为某些人从来不想检点一下自己的决策是否违背了什么原则，一味怪罪持不同政见的人。顺着这样的思路下去，即使不惊动中央，老百姓也难以答应的。

21:21 2006-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