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南方的一个杂志搞了次“公众知识分子”的评选，时政、经济、历史学界的人物最抢眼。有个叫华新民的女士，是保护四合院的，也在其中。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没有。
    现在，因为在国家博物馆搞了个大型的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下子炙手可热，谁不说说这个话题似乎就落后于时代一样，于是，这个活动的策划人之一——田青的办公室镇日挤满了记者。
    田青今天热闹与他的恩师生前的寂寞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他的老师杨荫浏先生，在1950年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民间艺人阿炳录制了二胡曲《二泉映月》。几乎同一时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拿出了直到今天看了还叫人心痛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正是对这个方案的否决，一个人类历史上设计最伟大的城市——北京，没有了。
    学者李辉为他自己策划的一套文化人书系里写了一本《梁思成》，我说我可以写一本《杨荫浏》，李辉也非常赞同。但是不久他转告我，出版社的编辑认为《杨荫浏》没有市场。于是作罢。
    梁思成是想留住北京的，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许多年后我们知道他是对的。杨荫浏要留住民间的声音，至少他留住了半个阿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没有来得及记录阿炳所有的曲子，阿炳就死了。
    我们没有办法说清楚一个城市重要还是一首曲子重要，这实在是没有办法比的两个东西。但是，梁思成是彻底地失败了，而杨荫浏却部分地获得了成功。
    “文化遗产”不论它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一样是我们的财富，为什么一直到去年，更多地秉承了梁思成精神的华新民被媒体认可，而更多地秉承了杨荫浏精神的田青却还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呢？难道因为整个的社会经历了“唯‘物’主义”的教育的结果吗？
    要不是2005年12月他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的主任，并在上任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推进了《中国非物质文化保护成果展》，那么他的寂寞的时日还会持续很久很久。像他一样的人文学者还要经受更多的悲壮而不为世人所知。
    一说到悲壮，我就想起另一个英雄，也是他们田家的，叫田丰。早在90年代他就辞掉中央乐团的工作，一个人跑到云南，创办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习馆”。他用了四年的时间，在云南各地寻访民间艺人和有歌舞天分的孩子，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学习传统艺术。2004年因杨丽萍而火起来的《云南印象》，难道不是田丰努力的一个变种吗？而田丰却在这之前，劳累而死。
    2004年夏天，我在苏州无意中走进了昆曲传习所，采访了70多岁的顾笃璜。名门望族后裔顾笃璜，1981年将创办于1921年的昆曲传习所恢复。20多年来，他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昆曲人才，为昆曲审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营造了一个活的民间环境。2004年顾笃璜将50折的清代名剧《长生殿》搬上舞台。他说：“在这个过程中，对剧本不改动，还保持了三个不变：音乐不变，乐队编制不变，表演风格不变。地上戏的服装保持原有风格，天上戏的服装有所革新。因此，整个戏给人的印象是‘比传统还传统’。”
    可是，还有多少人根本就连没有的影响都没有，却坚定地向民间走去。譬如，远在四川的我的朋友文子和远在广东的我们的朋友少年，他俩一老一少，去年从“花儿”之乡走进“木卡姆”之乡，今年又从云南边陲走向贵州山地。听就要消失的歌谣，并录制下来在网上传播。
    今天当全社会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真的有必要写一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史》，一个个那么挚爱我们的民族与土地的人们，在物质的形态遭受巨大的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丧失依存的条件下，苦苦把守着这些遗存的生命线，为我们留下了遥远的农业文明的几颗艺术的种子，期待着有朝一日再次把它们唤醒。
    2006年春天，它们被摆进国家博物馆，一夜之间，它们的生存问题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但是，这些展品与手艺，在不同的人面前展现出不同的机会。
    官员们会忙着向国家财政圈钱，把民间千百年来传承的绝活儿精粹，放在政绩的砝码上掂量。
    商人们会忙着向市场大把圈钱，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贩卖他们炮制的各种真真假假的产品。
    但是，更多的民众，看到了我们曾经的文化环境是如此的丰富与美不胜收。当更多的“自然之友”强调生态的时候，人文学者也一样在呼吁艺术的“原生态”。许多人带了孩子来，可是，我们能不能把对民间的向往放回到我们孩子的梦里？
    “原生态保护”还是“博物馆保护”？任凭它们自生自灭，还是抓紧开发利用赚取好处？问题提出来了，难题却一个接着一个！怎样把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不致形成“挚爱者失落、投机者满足”的结果，是摆在专家和全社会面前的一道大难题。因为民众的呼声高了，政府支持的力度大了，市场的机会来了。像云南丽江宣科所宣扬的“纳西古乐”这样的伪项目，会越来越多。民俗村、野味游，还有几个是真的呢？
    不过，毕竟我们已经迎来了2006年的春天。当有一天孩子们回到民间看到了比今天博物馆里更加鲜活的艺术，我想杨荫浏、田丰、顾笃璜们会感到幸福的。那个时候，我们会想起向这些人致敬吗？
    如果还有媒体评选“公众知识分子”，我想投田青、冯骥才一票。难道不应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