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60年代

       60年代开始了。这个年代对于我，意味着从10岁到19岁这一年龄段。这个年龄段在今日青春派作家的笔下，被浪漫地称作“花季”。而于我则是一段暧昧的岁月。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馑，短暂的国民经济调整期带来的清贫朴素然而难得的欢乐进步，接着便是全国性的大骚乱——文化大革命，我和高原上的这座小小的城市一道，在“红色风暴”中不断地迷失，晕眩，跌倒，在躁乱中度过了我的黑色的青春期……

    1.  “金色的童年”

   1960年，我10岁。

在我之下，依次是三个妹妹，分别是7岁，5岁，2岁。还有一个要在10月份出生的弟弟，现在他还在母亲腹中慢慢孕育。

那一年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就是一个字：饿。

从1959年下半年起，饥馑的阴云便笼罩着西宁。到了1960年，粮食更是严重短缺。那时我和妹妹们中午在银行食堂吃饭。随着饥荒逐渐严重，银行食堂里的馒头开始变成大大的虚泡馒头，看着大，捏一捏，就成了一小疙瘩。再后来，这样的虚泡馒头也见不到了，记忆中，每天都是青稞面糊糊，那糊糊越来越稀，所谓“筷子搅一搅，浪头打死人”。每顿饭就是一小碗面糊糊，别说大人，就是我们小孩也难填饱肚子。我的小妹妹刚刚3岁，她一端上碗，便吸溜吸溜喝完了。喝完了，还使劲儿舔着碗，唱歌一样地说着：“面糊糊儿美死了”。有一件事，我几乎没有记忆了，是听母亲后来说起的，说有一次食堂大师傅对母亲说，你那儿子将自己那份面糊糊经常让给小妹妹喝。这样下去会饿出病的。母亲这才知道我有这一“舍己为人”的“壮举”。也许当时我是这样让过的，可我自己早已不记得了。倒是小妹妹将此记在心里，长大以后也总说起……

    那时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到水塘河渠里捞浮在水面上的那黏黏糊糊的绿色水藻——小球藻，和在面里吃。再就是挖野菜吃，也时常有中毒的。对于我来讲，记忆最深的，一是到西大街上，打那老榆树上的榆钱儿吃。一种办法是拿根长棍子打，高处的打不到，就用绳子拴块石头扔上去，石头掉下来时，会带下来一些枝叶。但老榆树上的榆钱很快就被人们打光了，连树皮也被人剥着吃了。于是我又尝试吃另一种食物——煤矸石。这是别的小伙伴告诉我的，说煤堆里那些发白的酥软的煤块可以吃。于是我也寻出来放嘴里，果然有一丝甜味，饥不择食，便咽下肚去。结果非常不妙，大便拉不出来，坠得肚子疼。母亲知道了，心疼地用手给我从肛门往外抠……

银行食堂很快就办不下去了，我们又开始在家里吃饭。

那一年，为了减少家中吃饭的人口，大妹妹去了老家静宁。但母亲又把二伯父的大儿子尕宁接到西宁来了。大伯父的儿子尕恒在副食厂当工人一年就被裁员了，于是吃住都和我们在一起。他食量大，国家那点儿定量根本不够他吃。为了让我们能多吃上一点，父母想了很多办法。为了渡过饥荒，父亲在院子里翻地，种菜。种的是当地人叫的“大头菜”，即北京人称的圆白菜（甘蓝）。没有熟肥，父亲直接上的是生粪（就是我们全家拉在厕所里的屎尿），结果生出无数的蛆来，甚至爬到了屋里，吓得我们兄妹几个吱哇乱叫。亏得父亲找来了“六六六”粉，一通挥洒，到处药味儿刺鼻，但蛆虫之灾算是没了。至今我闭上眼，还能清晰地想见那大头菜上的一片药粉的铁锈红。

父亲还用家里的一件上好的皮衣，换回来几颗烂白菜。家里的面柜也换吃的了——那是一双红漆面柜，四四方方的，是用来装面粉的。后来没有那么多面了，就装些杂物。我们兄妹几个玩捉迷藏，有时就会躲在面柜里。

到了1961年，大妹妹从老家回来了——老家也缺吃的。为了填饱肚子，西宁人把目光投向了远方的青海湖。那里盛产无鳞湟鱼。许多单位派人派车到青海湖捕鱼或向当地渔民买鱼，也有私人去的。父亲和几个朋友凑了些钱，找了一辆汽车，冒着寒风，也去了青海湖。几天后他们回来了，买回来了一车湟鱼，每人分了大大小小近百条。这些湟鱼是宝贝，大多数都收拾后，在院子里拉几条绳子挂起来晾成鱼干。剩下的就每天煮一两条吃。我们吃得很仔细，包括鱼脊里的骨髓，还有鱼鳔，那是最好吃的。开春后，苍蝇多起来了，就在悬挂着的鱼干（我们叫干板鱼）上下卵。我们将那一层白花花的卵抠掉，照吃不误。父亲买湟鱼回来后，我还碰到了一件事。当时是晚上，父亲让我给一个叔叔家去还装鱼的桶——他们一块儿去了青海湖。当我走进这叔叔家时，发现他家地上摊放着许多湟鱼，他和他老婆正忙活着往鱼嘴里填小石块。他们也不避讳我，大概因为我是个小孩子。回到家，我给父亲说了这事，问他们干嘛要给鱼塞石子。父亲笑笑，说，大概是想卖鱼时加点重量吧。他叮嘱我，这是丢人的事，别往外说。

后来父亲又去拉过几次湟鱼，靠着干板鱼和野菜、小球藻、高粱面等，我们终于挺过了饥荒。西宁人都说，是青海湖的湟鱼救了西宁人。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说，据青海省水产部门的一份统计数字显示，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青海共捕捞湟鱼7.29万吨，按照这三年青海平均人口221万人计算，三年间每个青海人就吃了66斤湟鱼，这数字还不包括无法估量的大量民间捕捞。一人66斤湟鱼——对于青海人来说，有多少饥饿的生命因此获得拯救。

60年代青海湖的湟鱼，救活了青海人

   湟鱼现在是保护鱼类，青海已禁止餐馆做湟鱼菜品，发现后将重罚。不过，也有胆大的餐馆偷偷卖湟鱼菜肴，也有人家在鱼贩子手里偷偷买来湟鱼，在家里做了吃，为的是回味一下当年的滋味——湟鱼都很小，也很贵。

  那几年，母亲在南关街的一家银行储蓄所上班。每天下班，抱着个盛钱的小木头箱子，独自从南关街走到西大街的银行本部。母亲后来回忆说，那时真胆大，敢抱着钱箱子独自走，如果遇上个抢钱的，那就不得了了。我则到母亲工作的储蓄所玩过。储蓄所是母亲和一个老同志上班。储蓄所很小，一张柜台将储户和工作人员隔开。储蓄所墙上贴着宣传画：积极储蓄，支援国家建设。——想当年国家研制原子弹，其资金不少就是来自百姓一分一角的储蓄吧。

 那时，大院里的住户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一家人。因此，一到星期一早上，父母亲要去上班，我和大妹妹要去上学，父母亲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二妹妹：“千万把小妹妹，还有小弟弟看好，一定把院门扣好，等中午放学，你哥哥带你们去食堂吃饭……”那时，母亲上班中途，会回到家中给弟弟喂奶，喂完奶，又急匆匆去上班。中午的时候，就由我带妹妹们去母亲单位的食堂吃饭。

   星期二、星期三……都是如此。

   这时，二妹妹就会睁着一双大眼睛，懂事儿地点点头。我们都出了院门，二妹妹就把两扇红漆剥落的木门从里面关上，踩着个小板凳，把铁钌铞儿扣好。我就大声地问：“扣好了？”“好了，不信，你推推。”我就把门一推，果然很牢。“你们早点儿回来！”二妹妹在门后面大声说，已经带着哭腔了。“好！好！”我回答着，一边飞也似地逃跑。我知道，这时二妹妹就要嚎啕大哭了，可我有什么办法？我那时绝对是个好学生，从来不迟到的……

   一到学校，我就把妹妹们全忘了。有那么多的小伙伴，大家虽然穷，虽然饿，但一下课，便会疯玩。最常玩的是“斗鸡”。先把一只腿盘起来，取“金鸡独立”的姿势，然后蹦跳着，互相用盘起的腿去撞、压对方同样盘起的腿，直至对方支持不住，放下腿。当然，也可能自己先败下阵来。

还有就是玩扇画片。那时卖一种纸画片：一大张硬纸，上面排列着几十幅色彩鲜艳的小画，有花卉，有古代人物，也有《水浒传》、《杨家将》、《三国演义》故事的。把这些小画剪下来，一张张如火柴盒面那么大小。玩时，两三个人、三五个人凑一起，各出几张，摞在一块，依次放在脚侧，然后用手掌扇画片。规则是手不许碰到画片，手落下时要拍在挨着画片的脚上。谁能将画片扇得背面朝上，谁赢；能扇翻几张，就赢几张。然后按猜丁克儿（剪刀锤子布）排定的顺序让下一个来扇。如果遇上高手，他又排在你前头，他一次就把整摞儿画片扇走了，你就只有心疼你宝贵的画片落入他人囊中的份儿了。这种游戏我自七八岁时就玩，冬天时手冻得像小馒头，也玩兴不减。但这种游戏老师不让玩，说是有赌博性质。我是个好学生，后来就逐渐退出了。

另一种游戏，是真正穷孩子的游戏。怎么叫它呢？姑且叫“砸石头”吧。我和小伙伴通常都是在放学路上玩。一人捡一块石头，先由一人扔出去，另一人再用自己的一块去砸这块石头，砸中了即算赢。不过，谁有那么准的“枪法”？何况前一人扔得又很远。于是，当对方砸不中时，我就跑过去，捡起我那块未被击中的石头，再去砸他那块。他那块在地上弹得很远，我可能也砸不着，于是我们一路砸着，一路笑着嚷着，回家去。那时街道是土路，不怕砸。行人也不多，有玩的空间。

   后来，不知是谁对这游戏做了改良：砸石头多没劲，改用碎瓷片。就是打碎的瓷碗的碎片，白色蓝边的，还有红边的，也是一人先扔，另一人用瓷片去碰，而不是砸。碰到了，就赢得了对方的瓷片。我记得我有一阵儿“枪法”特好，赢了好多，装在书包里，结果把书包扎破了。母亲发现后，一怒之下，把我那半书包的宝贝全扔了，让我懊丧了好久。

现在回想这幼时的游戏，突然想到，现在盛行的“碰瓷”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那时，口袋里装满了捡来的碎碗片，蓝白色的，涂着红边的，那时，谁要拿珠宝来换，我也不换。现在想想，也许这些碎瓷片中真有宋元明清时的官窑珍品！

     还有许多有趣的游戏，都是穷孩子的土游戏。父母没钱给我买玩具，但这好像也没影响我童年玩耍的乐趣。

   说到玩具，有一件事使我至今难忘。一天，放学的路上，我看到一群孩子围在一块儿。好奇地凑过去看，原来是一个小贩在卖一种玩意儿。那是一些类似小瓶子一般的东西，茶色，锥形，小瓶口，大圆底儿，小贩示范：将嘴放在瓶口上吸，吹，瓶底儿就随之翕动，发出叭叭的清脆的声音。我蹲下，忍不住从小贩的篮子里拿起一个，也学他吸，吹——不知是我嘴劲儿太大，还是这玩意儿太娇气，“叭达！”那小瓶儿的底竟裂了！这可怎么办？我傻眼了。小贩见状，冷笑道：“我说你，热手莫碰冷货。赔吧——两毛钱！”我身上哪会有钱，一分也不趁。没办法，把书包押在小贩处，回家找母亲要。两毛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可以买全了酱油、醋和盐。我怯怯地向母亲讲明原委，等着挨一场斥骂，甚至揍……但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叹了口气，就把钱找出来，给了我。我转身飞跑，赎回了我的书包，那只让我吹破的小瓶，我也拿回来了。我在瓶底儿上粘上纸，试着吸吹。结果当然让我失望。尽管如此，这破瓶子我还是留了它好些日子。“热手莫碰冷货”，小贩的这句话，也因此成了我人生的一句警言……

   大概是1962年，小学五年级时我受过一次伤。学校操场上有两处平衡木，平衡木就是两个支架支着一根长条木，就像一座独木桥。课余时间我们喜欢在上面玩：两个人面对面站平衡木上，然后互相推搡、躲闪，看谁能坚持住不掉下去。有一天放学后，我和同学们玩，结果从平衡木上摔下去了。不像平日，都是双脚落地，这次是横着摔下去，左胳膊先着地。似乎听到了骨头折断的声音，当时胳膊就抬不起来了。一块儿玩的小伙伴们赶快去叫老师。后来老师把我送到了医院，并联系上了我父母。不知医生当时怎么处理的，后来我的左胳膊长好了，能活动了，但从肘关节开始，小臂显然长斜了。而且左胳膊不能太使劲，否则小臂就有“拧”的感觉。

原来我喜欢爬绳，举重，这以后就和这些用双臂的运动拜拜了。

 记得我上小学时，那时学校开全校大会，全校同学坐在大操场上，会场上布置着鲜花和星星火炬红旗。学校的少先队鼓乐队会绕场一周，吹号，打鼓。大家在老师的指挥下齐声高唱《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首歌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

         60年代，我们唱的比较多的另一首歌是《金色的童年》。当时唱着这首歌时，无忧无虑。现在想想，这“金色的童年”的“金色”，并不是纯金，而是混杂着饥馑、贫穷等黑色，不过，尽管小时家里穷，吃不饱，穿的也不是“美丽的衣裳”——脚上的鞋永远是前面张着嘴，后面露着跟，裤子上除了补丁就是洞。我曾嫌裤子上的破洞难看，用蓝墨水把露出的肉染蓝了。这样就看不出破洞了，这手法，就和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在身上画了一件海魂衫一样——但小学的生活是快乐的。学习负担不重，虽没有什么玩具，但土游戏很多，老师、同学们也很好。所以，虽然只是薄薄地镀了一层金粉的童年，也是足以让我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