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水                        

     赵德发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创作于世纪之交，反映二十世纪农民生活经历。第一部《缱绻与决绝》写农民与土地，第二部《君子梦》（再版时改名为《天理暨人欲》）写农民与道德，作为第三部的《青烟或白雾》，则侧重写农民与政治，讲述了一个农民寻求群体政治理想、经历个人实践磨难以及处于悲剧与希望交织困境的故事，它意图显现政治魅力作用于农民无意识心理的巨大力量。也许是农民的生存境遇过于艰难，也许有关清官的民间传说在乡间引起的诱惑导致了过多遐想，当农民把旧有社会权力机制划分的“官与民”内化为确证自我身份的标尺，并努力以不同途径打破二元对立的壁垒以期变民为官时，其中隐含的脉络恰切地体现了中国农村政治意识变革的问题。赵德发以其所擅长的百年叙事策略，通过梳理和诠释百年农民心态和处境，使之与历史传统衔接，适时表现了农民政治观念变革的历程与当下社会的政治新景象。

小说实际在叙说农民“求官”的历史，通过时代分期和农民个体的实践经历的分类叙述，展示两种身份在质上的差别。《青烟或白雾》明确把叙事重心放在一个群体——农民群体，这个由具体农民组成的群体居然在“官”的理想上如此一致，都在寻找不同的路径。基于此，小说中日常生活细节与迷信仪式等看似乡风民俗的描写实际上不再单纯，如祭祖在支吕官庄的含义，都多向度地服务于农民群体的精神宿求。这部小说与当代的官场小说不同，官场小说中“农民的后代”或“出身于农村”仅作为主人公的背景，而叙事的着力点是“官场中”的主人公视角移动中所显示出的官人层的政治内幕、或腐败或正直的生活，突出个人奋斗的痕迹，也隐含个人性格、身份、地位变异的动因。也许是由于过于真实的生活再现使叙事视野受到局限，使个体性心理的勾画与官员政治生活本身的神秘性揭破略显平面，这类小说更多以新奇的情节与不为人熟知的官场心理刻画取胜，而在意义的开掘上则在劝喻的层面停滞不前。《青烟或白雾》的立足点是农民群体这一泛化的指称，所以作家既要显示个体与群体在理想宿求上的一致，又要照顾个体特异的品性，正是在把握泛化的理想和具象化实践的统一中，作品的叙写难度加大，但同时也延展了作品的自由度和开阔性，尤其避免了平面的道德劝喻和日常的知识引导等容易扰乱读者注意力的缺陷，体现了小说结构的整一性、意义的深刻性以及审美的圆融性。

之所以把《青烟或白雾》与不相类同的官场小说的主题比较，一个理由是它们都把悲剧性的内在因素作为叙述的基点和铺展事件的动力；另一个理由是它们都把“官”置于理想或梦想的境地而使设置的人物为之奋斗、追求，虽然官场小说是具体的官位升迁和权力获取，《青烟或白雾》是抽象的政治和作为“官”的象征性身份。也正是在这样仿佛不相干的并置中，我们可以区分并更好地理解“官”于《青烟或白雾》中的实际内涵。赵德发虽然在整部小说中没有离开那弥漫的政治理想，但他并不关心权力获取的心计和实际权力的价值，因为对于农民，“官”的身份与“民”的身份本身就不在一个层面，而层面的差别根据民间传统已经符合农民对“权力”意义的认定，符合农民渴求的“政治理想”的价值。在此赵德发既是农民事件的叙事者，更是农民问题的审视者和探究者，他于作品中搁置对政治权力构造和内部实际操作的兴趣，转而细致地叙述“政治”作为既具体又模糊的悬置物如何作用于农民，面对它时又引起了农民怎样特殊的反应。作品于支吕官庄的村名变革中暗示了“政治或官”对农民巨大的外显力量和他们强烈的反应。支吕官庄原先叫猴儿坡，一位过路的“外村老者”把坟地冒起的“青烟”与飞黄腾达的“官人”出身进行了一番演绎，这激发了农民内心的渴望：“祖坟地里冒青烟，不出秀才出大官”。改村名的仪式相当隆重。为了昭示改村名的庄重，向四里八村宣布：“猴儿坡从即日起改名支吕官庄，再有喊原名者，打死勿论！”并果真打死了一名故意呼叫“猴儿坡”的外村青年。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称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特性是“实践理性”，因为他们更重视日常生活的实践和功利性生存，比如总是在需要时才拜菩萨，并难以形成宗教。这种对国人历史心理结构的提炼和总结可以说相当深刻，但如果返照农民面对政治梦境的实际状态，却可以发现其中的遗漏和非普适性。在小说中我们发现，功利性的祭祀和逼迫孩子科举只是农民政治幻像的外显形式，幻像本身带来的安慰远远大于可得的现实实利的满足。因为村名的改变与“外村老者”的话并没有在事实上给予农民更多的实际利益，几十年后只出了一个支翊，再300年后才出了吕中贞、支明铎和白吕。农民的智慧并非不能判定“青烟”的虚妄，只是他们不忍心打破这样的虚妄，因为它提供给农民一个“民”向“官”身份突破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已经可以抚慰现实的苦难，在此非功利性的浪漫成分好像更多一些。

和以往的农村题材小说不同，《青烟或白雾》并不是直接“告诉”我们农民的苦难，它以对希望的消解加深我们对农人艰难生存的理解——现实和梦想的困苦，而希望就是支吕官庄难得的几位“官人”。可以看出，小说中的人物被放置于作者提炼的不同历史情境中，支翊属于清代，吕中贞代表文革，支明铎、白吕处于当代社会，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场景。白吕和支明铎的对应还暗含着当代社会农民参与构建民主政治的不同方式。他们代表“政治理想的实践者和开拓者”，印证或诠释着赵德发对当下农民政治理想的理解，从中透露出作家的失望和一种隐隐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作为个体的行为和遭际与时代的特性形成一种亲和力，由此可以服务于对一个时代的反思和回顾并隐含道德评判。作者以多重视野的融合，营造了一个开阔的历史图景，并通过“角色”与精心设计的事件的配合——比如吕中贞的存在首先服务于她的农民身份，适应于她的单亲家庭和不幸婚姻——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洞察农民于其中隐含的无力。

吕中贞是被“政治”选定的角色。她为版画“马上封侯”的隐秘和农民隐秘的渴望指引，也为追寻个人幸福失败后的逃离心态引领。她是一个压抑自我的农民形象，面对母亲固执的“倒插门”的择婿要求、面对第一个、第二个违背婚约者，面对独眼司令对她的强暴，面对心爱者许诺的无期等候，作家通过她牙齿的痛和掉落把内心的压抑外化，而每次外化都代表着对事实无奈的妥协。她处于两种极端的中间，一端是失落的婚姻，一端是政治的新生，后者在她被婚姻抛弃时给了她更大的自尊。于是面对不期而至的际遇，吕中贞实践着第二重身份：政治的牺牲品。她的欠缺在于农人的淳朴、知识的欠缺以及面对时局的突变和政治的险恶脆弱的应变力。当她以平民的身份回到支吕官庄时，她唯一的财富只是一个不能公开其父亲是谁的儿子：白吕。她承载着文革的混乱以及相关的悖谬，因她的牺牲激发的斥责就由个体升至个体所生存的政治、文化、时代环境，这种批判对象调整的前提是文本中对吕中贞政治事件与视角的强调，正基于这一前提，吕中贞的个体经历隐含着时代与政治变动的意味，她也就变为社会政治行为的符码。

支明铎与吕中贞的设定不一样，吕中贞暴露的是荒诞的政治环境和人；而支明铎代表的是新政治环境建构过程中的理想的“清官”，但他所承载的“清官群体”的指涉意义在文中被隐藏，他的个体性与所经历的事件实际上在重复传统官民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套式，在此，事件重复被作家赋予了事件之外的另一种含义：增加历史重复本身所含蕴的沉重，通过消解读者对事件的兴趣指引读者加深对农民理想之艰难的领悟。这种叙述避免了新的事件对意义表达造成的潜在冲突，从而可以以历史表象的相似延展意义的维度。可以说，赵德发不过以读者预先的经验为前提，借用了最通俗的事件表述，所以在文本中对支明铎的叙写重点不在事件，而是面临痛苦时向民间智慧的靠拢，他总是向居于乡间的村支书支明禄求教。支明禄于是借助这种求教，成为文本后半部的重心，使叙事可以自然靠近支明禄这位村官的政治理想以及隐藏于内心有关“万民伞”的梦。而这梦又借助于修建“清官庙”和拜祭祖坟重新在新的社会和时代得以昭示。

历史事件重复的使用在支翊与支明铎的类同经历的叙述中最为典型，他们唯一的差别只是历史背景，赵德发在此想以二者的类同表达一种历史的贯穿和历史的往复，虽然支明铎在现实社会具有了稍好的命运和结尾。最为值得玩味的是他们的正直、拥有万民拥护的明证“万民伞”或万民签名的“条幅”以及面临相似的命运结局。他们的并置实际上具有同等的意味，意在揭示一种人的困境：他们秉持的“正义”被部分同一层面的“官人”默许为“缺陷”，因而成为“公众”的共同敌人。“清官庙”与支翊老祖的身世以及支明铎并置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反讽或嘲笑，因为他们共同负载着广大民众的渴望。白吕的书本理论虽然掷地有声，但与他们内心中负担的沉重相比，却显得单薄而苍白。白吕否弃“清官意识”代表的“草民意识、皇帝意识”，是在政治理想和新型教育理念影响下的理念，而支明铎等人更多是在传统的道义责任和实践的文人操守上维护一种信念，他们之所以努力向“清官”靠近，不仅是为了满足自我，更大意义上是想把对农人苦难的体验转化为给苦难中的农人希望以公正的回报。在这个意义上，支明铎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支翊，前者只能面对万民的跪送和“万民伞”的崇仰，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无望的终结；而后者作为一个新时代政治民主化的牺牲者，他的努力与白吕的宣传一样，给了农民一个希望，也给了民主政治建设一个信号。所以支明铎可以成为建构者，可以依然保有“官”的身份重新开始。所以我们从两人经历相似的表象中解读出不同的文化与时代，以及不同的命运归属。

如果说隐喻只是赵德发把握农民理想时使用的一种策略，那策略本身对文本的建构确实起到了预期的目的。正如以上叙述的支姓官员，他们无疑都处于“正义”的位置，面临危险却执着于传统儒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也带有引人落泪的怆然和悲壮。对于他们的塑造，作者给予了更多情感化色彩，以一种奔腾的激情演示行为。相比较，白吕这位较为书生意气的现代青年，则既秉承了父亲的才气和反叛的气度，又多了反躬自省的理性。他在摸索中显示出一种锐利的单纯和完美主义品性，在诸多打击中显示出执着和冷静。他被置于各种矛盾和冲突中，镇秘书的身份与违背良心被逼良为娼满足镇书记的需要，维护爱情与不得不抛掷爱情，梦想的妻子与现实妻子的文化品味不足，种植“大地艺术”的归隐与镇领导的破坏，寻求生财之道与农民的上门逼债，可以说作者以最大限度增加了白吕的困境，真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腹，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或许因为作者太钟爱于他，也许是作为书生本身隐含的个体张扬无法适应社会，也许理性的思维与书生气的稚嫩需要在挫败中得到协调和提升。但无论怎样，白吕没有改变自己政治的渴念。可以看出支吕官庄有限的几位“官人”以各自的悲剧消解了理想，也消解了农民的希望，而正是在这样的消解中，那隐藏的苦难浮现出水面，也正是在苦难之后白吕希望农民明白旧有政治理想设定的可怕和无用，希望农民能够加入并适应现实中国的民主建设。

梳理出小说的几个核心的人物形象后，我们不能不注意贯穿作品的两种代码：“马上封侯”的版画和祖坟中缕缕冒起的“青烟”，它们被放置于文本的核心位置，甚至主导着小说的表达。如果说小说已经通过人物的情节发展显示了作品的含义，为什么还要在文中增加两个意象的“主导地位”？纵观小说的事件之后，我们发现支明铎、支翊以及吕中贞、白吕的行为只是作为农民政治理想的个体实践和个人行为，他们并不能涵盖群体的欲望和理想的幻想；而“清官庙”虽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农民群体在现实层面的功利性渴望，却也仅彰显了政治理想的部分层面。那些可以领悟而难以表述的模糊内涵就只能借助于征象本身的多义性来加以阐释。

赵德发通过征象本身的隐喻内含避免了叙事的拖沓和理性的说教，在个体行为、现实物象和征象隐喻之间形成的张力中维护并勾勒了农人的政治理想。事实上从一开始文本就以吕中贞母亲对“马上封侯”版画的抱怨和明确的费解、“青烟”的预言和现实的不可能，解除了对理想幻想的渴望，并在农民日常人伦的苦痛中内置了艰难。随着事件的铺开，两面性渐渐渗透入不同的个体遭际，首先是身份变换带来的精神上的尊重，其次是生活际遇的改变带来心态和生活上的迥然不同。所以当两面性中正反的结果对峙时，往往后者利益的诱惑抵消了苦难，也许是农民已经非常习惯于苦难，所以在生存底线上任何的提升都能引来强烈的响应。可以说，版画和青烟作为隐喻的事件，只是把农人模糊的政治理想加以外化，并从存在之始就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之中。版画本身覆盖的事件是吕中贞父亲的死亡和吕中贞奇异的政治生命，而青烟所覆盖的事件则是支翊、支明铎、支明禄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万民伞”。相比较而言，前者更加突出了农人的实际欲求，所以它意义的解密被放置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通过一个普通农家女以聊家常的方式加以解释；而后者突出了模糊的没有定型的理想，因为它只是一个“外村老者”的随意之言，它根基的单薄与隐含的欺骗加深了读者的憎恶，但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版画覆盖的狭小范围，而是于农民群体中普泛化，因此它的解密就由特定的人物——白吕，在特殊的场合——祭祖的现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支姓人祭祖时把科学解释的字条放在坟头来完成。当吕中贞把“马上封侯”的版画放进母亲的坟里，当白吕的科学解释引起人群的躁动和怀疑时，实际上都具有对外化出的这种农人式理想终结的意味。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儿子，他们被设定为这种理想的终结者和消解者可以看出作者的深刻用心。母亲与儿子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但都经历了不同环境中的政治磨难，他们的冷静和深刻使包括支明铎在内的普通官员和农民无法靠近。所以吕中贞重新发出的牙齿和白吕终于得到的竞选机会就成为打破含混的理想、建构现时代实际的民主的另一种征象，也暗示着农人的政治之途不再是官与民的身份对立，而是身份等一中的不同分工。

赵德发有意把征象的隐喻作为叙述的动力，增加情节结构的合理性和内在连贯性，比如他在事件选择中把“性”与权力隐秘地结合，性成为作品叙述的另一重要动力。吕中贞的失意与得意来自于性，报恩也是靠性的方式；“万民伞”与支明禄新婚的性的痴迷联系；白吕进入镇政府的首得利益就是池小娇性的奉送，而辞职后作品同样以性的方式诠释了“播种民主”的含义。性是中国传统中隐秘的、不可显露的私人事件，而官毫无疑问是最需要、也是必须的公共符号，两者的结合或者具有祭祀和仪式的味道，或者有宣示败落与颓废的味道。这类叙述与镇委书记、荀柰老师等人的淫乱虽都圈定于性，都具有动力学的因素，但前者具有更多的象征意味和比照的色彩，与作品的意义关联；而后者是诸多道德堕落事件的借代性描写，它更多服务于情节的推动。但作家使用这类隐喻只是借此使作品的可观赏性加大却并非以此为目的，毕竟作为对农民问题的思考和宏大叙事，情节的过分投入和机心不强的设计会分离作品努力营造的多维度空间和复杂而强烈的情感，也在一定意义上使作品农民史诗性质的探问简单化。所以他通过对命运中神秘性因素的刻意强调和维护使内中的人物拥有了隐喻的品质，而借着这些行动中的人使物象静态的隐喻转化为动态的隐喻，意指活动也就从历史到现代的历时层面和现代社会的共时层面上共同展开，并可以在互动中指向新的意义。所以在文本情节的行进中，动荡成为人物的生存背景，而动荡又成为作家新的意指的动态前提，吕中贞、支明禄面对的“四清”，支明铎、白吕面对的“改革”时期的腐败，动荡与政治生命转折没有指明的联系，使关于政治理想的叙述被预先置于一个苦难的情境之中，它指向农民而且控制着农民，农民正是在一个充满创伤和时代变迁或民主政治改革的阶段，经历思维方式的变换和执着的文化信念的转移，他们既在历史之中领会这种变化，又由于自身固有的和潜在的惰性与实际生活妥协，并把妥协转向新的希望。在建“清官庙”时，支姓农民对捐钱的态度体现了一种犹疑，他们大多以拖欠或少交钱来表示对建庙的反对，但有关“清官庙”神灵斩杀贪官污吏的传说和随之的香火兴盛又激发了农民群体现实的渴望。这是一个循环，如同赵德发在故事中的许多循环一样，它表现了历史的力量，也体现了历史于现实生活中并非明显的尴尬。

由此赵德发勾勒出农民对政治理想的三种靠近和寻找方式：一、清官的寻找和维护清官；二、自我建构行为和不同个体实践的范例；三、新的民主政治之自我意识的培养和新型建构，使政治理想和“官”身份分离。正是后者的分离显示出了作者思考的深度和把握的透彻。他显示了农民的尴尬，在尴尬背后展露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活动的人，他们处于社会的整体意识之中而不自觉，倾向于宗教的虔诚又没有恒常的、定型的、明确的皈依对象，所以说在作品中，农民群体被心理化，农民个体被社会化，而一切构图都拓展了对农民思考的眼界，亦即吸纳了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声音，不同身份背景的声音，让人们更深地知道一切并未结束，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所以文本的结尾非常有味道，只写到“支吕官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隆重举行”，没有定型、明确的结果，却暗示了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延展性和希望。

赵德发通过对农民群体和个体或潜隐或突出的勾画，通过返回到农民中思考的方式，建构了农民自己的文化与政治理想。如果细细审视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我们发现其中有明显的承递和互相建构，《缱绻与决绝》确立了农民依靠土地生存的背景，《君子梦》探索了农民如何维护小农社会和谐发展的伦理需求，而《青烟或白雾》则依存于这种背景和伦理景象，显现了世代相袭的农民如何于苦难中寻找自我提升的途径，以及为何久久处于苦难的原因：既有身份和家园意识的的束缚，也有朴拙与稚嫩性格的缘由，更有时代与整个旧政治环境的压制。正是通过历史往复事件的思索和个体争斗的梳理，赵德发显现了我们知道但并不熟悉、也没有深入思考的农民自己的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