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05年

        2005年在我的人生路上大概是很难忘掉的了。这一年，我37岁，住了37天的医院，因为遗传性痛风，被连根切除了一只脚趾。直到今天，病痛仍纠缠着我，使我对人生世界的感受多了一种命运的底色。

    这一年也是我从个人的隐居状态真正走向公众的开始。我的《非常道》成了畅销书，许多读者的抬爱令我汗颜，不少读者甚至把它作为礼品送人。深圳一公司人力资源部发给员工阅读，宁夏一打工者、香港一老板则一定要找到我聊一聊，这样的例子太多。更幸运的是——没有任何夸张地说，我因此到了我心中最感到亲切的祖国省份——贵州省，我见到西西弗书店的员工和贵州的读者，我见到了老朋友：志愿者、自由的精灵、了不起的中国女人——萧艾女士，我还见到了闻名已久敬仰已久的何士光先生。

    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2005年却让我开口，上海东方电视台、凤凰电视台的世纪大讲堂、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南方人物周刊》、《北京青年》等等几十家机构或媒体都慷慨给予我表达的机会，这是我极为感念的。

         2005年也是我们的“神圣家族”不幸的一年。从年初开始，充满理想的伟大公民、高洁之士们就离我们远去，赵先生、费孝通先生、吕同六先生、启功先生、巴金先生、刘先生……等等纷纷谢世，令人伤感，我在《大师的中国荣辱》中曲折地表达了这一点。我说：大师已矣，有待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