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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28 20: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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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自默与王樽的通信》 （3-4）
3．
王樽兄：
很多事情想干、可干、能干，就累了。所以，“慢步主义”（Sysism）最好，我是言不必行。能者多劳，其实是多欲为苦。
老兄链接的陈丹青博物馆视频系列，我曾经看过几个，他以“局部”切入，创意挺好。国外拍摄辛苦，不易，允许摄影已显文明。愿意做这种大众审美普及工作，就是功德。文明是一点点转化、教化的。
国内旅游景点，经常竖着“禁止拍照”的牌子，简直莫名其妙。很多几乎露天的文物，不存在闪光灯受损问题。地方保护则有悖于文化旅游开发，不让拍照传播就等于拒绝免费广告宣传，自私而愚昧。有的不对外开放的物质遗产单位，给保安塞点钱就行了。不重要的东西被重视，彰显平等，好么？宛如很多垃圾桶被摆放在显眼位置，游客照片穿帮是难免的。
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不值得花钱保护。《金刚经》讲“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化生”是无中生有。佛教佛家佛学，儒教儒家儒学，是文化教育哲学方法，不等于迷信，更应科学化。在孤岛上，一堆公青蛙中会化生出母青蛙来，所以种族不会灭绝。文化，更能应运而生，曾经消失的东西，在未来环境条件合适时，将重新发芽繁荣。当然，间接地赞助支持工作岗位，也好。
文化，不等于文明。文化丰富、历史复杂，其中可以筛选出的文明，宛如沙里淘金。
如兄所说，有些事物“未必真的会一去不复返”，事在人为，换了一代人，情况会改变。从这个意义说，很多不好的社会体系规制度量习惯，最好停摆。
选择与放弃，同时发生。我们都在时间流里，被赋予也被剥夺。个人难以摆脱时代的束缚与烙印。被鼓掌奖赏的制内作品，当事人的“不情愿”会被众人跟随，以至后人误判为那个时代的风尚。既成事实文本，也存在如何适度诠释之忧，知音破解堪称属小概率事件。
艺术欣赏如此，艺术收藏尤然。是否喜欢可以说假话，是否买得起则无法回避。包括电影作品，若有“资本垄断”的情况也合理。不合此理，便和彼理。
很多事情不是干不成，而是能干成这事的人没去干。
我最近几个月已经集中精力着手《论语通义》，雕琢成形两年，圆润则需要十年。
“能量大的作者，总会从传主身上，写出与自己契合与神通的地方”，兄此言可谓知者的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注意到了人与人、人与作品之间“隔”。我清楚地记得，一次向周汝昌先生耳边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客观自然无所谓方或圆，方圆都是人的视觉与心理的主观判断与定义，所以没有“无我”；老先生乐得拍大腿，这些老先生都没了呀。主观是必然，一切皆“有我”。2008年我出版的《艺文十说》“附编”里有《必然有我说》（附王国维《人间词话》辨读），就是说主客一体、不一不异。
心有眼见，同样一幅画、一首诗，都会有不同的解读。人未必了解自己，写自传更有“隐晦”，不敢直接表达。外人根据外相，就会“误差积累”，严重的盲人摸象。观点即偏见，以点代面是哲学基本错误。严格地说，每个人都是盲人，没有像样的“观点”，只有完美的“摸点”（touchpoint，这词我造的）。
老兄说“避开作者谈作品，或可能走进盲人摸象的误区”，信然。作者把各种玩意扭结成复杂一团，研究者很难理清头绪。刘知几《史通》提出史才、史学、史识，可是“三才”都具备之人，除非知己，否则何以选定与被选定为研究对象？
内行不愿也不敢说，外行想说也说不明白，这往往是批评的无奈。
刚才找钱钟书《七缀集》花了一个多小时，想起当年丁聪说找一本书还不如干脆去买一本书。“一个谨严安分的文学研究者尽可以不理会这些问题，然而无妨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在认识过程里，不解决问题比不提出问题总还近了一步。当然，否认有问题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痛快方式”（钱钟书《诗可以怨》）。
有的话明明自己可以说，却一定要引用别人的，也算是推卸责任吧。“怨”，还是没有的好。
崔自默20220223
【回信】
自默兄：
这两天忙于迎来送往，迟复为歉。
兄说到佛学，说到孤岛上一众公青蛙化生母青蛙，实为触及到宇宙生命的终极。如此诡谲的生命现象，还有很多，如有些动物的雌雄一体，自我交配，繁衍后代；为适应自然，有些半生为动物半生为植物等等，都是人的认知中难以言说清楚的。在神奇无限的生命形态中，人只是坐井观天的微末存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以蟑螂为主角的小说，被划归为“超现实文学”，里面的一些细节，其实并非完全虚构，而是源自观察，比如，蟑螂不可思议的自我修复功能，刚刚已被踩踏的身首异处，待“我”去找簸箕“收尸”，只延宕片刻，却见那四分五裂的蟑螂“尸块”正被另外几个同伴拉扯着逃窜，而那运送中的“尸块”也显然在变异，残肢一点点开始重新组合，就像后来电影中不断重组的变形金刚。具体情节当然是创作，但有些细节却出于亲见，那时我在海南生活，曾有好几次发现，被消灭的蟑螂，明明在地板上已体无完肤，但几分钟没注意，就消失不见了。至今，对我都还是迷。
我一直觉得，蟑螂是最值得研究的生物，想想看，它们是恐龙时代的物种，不仅从未被灭绝，且以超过人类生殖能力千亿计的数量，生生不息。我在南方居住了几十年，日常生活中，就见证过很多植物的神奇，比如，广东人每到春节都会买盆栽的金桔，只是应景的好意头，过完节就扔掉，一般活不过一两月，至少是丢弃消失不见了。我也买过几盆，但只要不死，从不舍得扔掉，除了偶尔浇浇水，平时基本不管，我家中的金桔几乎没有死过。大前年台风时，我家门前的大树被刮倒了，工人将枝干都锯成了一段段的木柴，我因念着这棵树陪伴自己多年，就取了其中一根放在自家阳台留念，几个月后，这根光溜溜的树干竟长出了枝芽，而那棵被削光的大树，因根还歪在地里没法移除，现在也开始长成一棵新的树了。与一些植物或虫豸比起来，“万物之灵”的人并没有太多不可一世的优越性，我一直相信，如果没有人为毁灭，甚至是有些野草，随随便便就能长过人的寿命。
人对事物的认识也是如此，我们没见过、不理解，甚至完全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不是因为自然的浩渺无限，而是人的局限，时时处处的无边的局限。
之前，听兄说到有心做《论语》的通译，近来就留意到各种有关解读《论语》的书。昨天，文史家刘传铭先生自上海来深圳，晚间聚会吃饭时，我特别问到他在新著《论语我注》中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阐释。这缘起于日前杭州公交车上出现的宣传事件，孔子这句话以标语样式出现于杭州的公共场所，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的大肆宣传，引发舆论的抨击。有人拿出百度百科的解释，认为这句出自《论语·泰伯篇》的话，是要百姓按统治者意志去做，而不要百姓懂得为何要这样做。是典型的愚民思想，属于孔子思想的糟粕。很多人参与了论争，这种按字面意思直解由来已久，古代的子夏、孙翱、王安石等多是此意，也遭到后代很多学者反对，除了是否“愚民”的争议，近现代还有以变动标点断句的方法，试图作不同的新解，如将句子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等。刘传铭属否认一派，认为理解成“愚民”，是误解了夫子的深意。晚上回家翻看王蒙的《天下归仁》，他解释孔子的本意就是“民人可以让他们听喝，让他们跟着干，不可以（用不着）让他们知道详情。”王蒙以他一贯的宽容和聪明，对这有“愚民”之嫌的说辞予以“古为今用”式的理解和存在合情的辨析。圣人一句话，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这句没“前因后果”的突兀之言，无法有公众心服口服的统一答案，也算自然。值得注意的是，论争中的不少人早脱开了文本，而是从人身出发，即何人所言和论者的姿态出发去论证，比如，前提是孔子是圣人，因为圣人必不会有“愚民”思想，所以，孔子这句话根本就没有愚民的意思。若将孔子视为圣人，就不会从中看出愚民的意思。若认为有愚民的意思，就是读者本人有愚民意识。就如同——你看对方是鲜花，你就是鲜花；你将对方看成狗屎，你就是狗屎。论争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匪夷所思。
缺少捍卫真理的精神和勇气，是当下中国的最大忧患。一事当前，远离客观，首先是看人——因人废言，因人立言；立场和站队，成了判断正误的最终标准，“吾爱吾师”、“吾爱吾亲”、“吾爱吾同志”均胜过“吾爱真理”。反右、文革、清污，反复折腾，打得死去活来，过几年闹一次，不断重蹈旧辙。最近的美国大选，更是让人大开眼界，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比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更关心美国的大选，左派右派都用心良苦，都造谣撒谎，手段花样翻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至今未熄。比文革更文革，或者说是文革的国际化大延续。更要命的是，这种观察事物，判断是非的模式，亦渗透进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领域。
也许是杞人忧天，其实大家都清楚，每个人都责无旁贷，每个人都深陷其中。总之，忧患重重，要“解忧”又没有“杜康”，个人渺小无能为力，既没制作的技能也没有供货的力量。只能自我警觉吧，或如佛家所说的“时时勤拂拭”，或若《圣经》告诫的“自洁成圣”。
说得太多了。先打住。
王樽
2021-2-25
4、
王樽兄：
“言不必行”：本来作“言未必行”，却笔误成了“言为必行”；好在第一段，发出时瞬间发现了，于是撤回，定为“言不必行”。
老兄所说的蟑螂之神奇，特别有趣味。我写过“我崇拜蟑螂”，其实是它强大的生命力。似乎越卑微低贱的东西，复活能力越强。至于它们坚持活下去的理由，大概只有上帝才明白。道家主张放低姿态，水就是榜样。上善若水，“善”意思不是好，而是“道”，就是适应能力。不被蚊子叮咬的人，是有福的。有人研究说蚊子喜欢叮咬智商高的人，那蚊子得首先很快做出判断，那么其智商应该也不低；或者也有智商低的蚊子，糊里糊涂乱咬。蚊子一定是上帝的宠儿，天下名山蚊占尽，它们是清一色是风景区的霸主，因为它们的出没，让人兴趣荡然。记得在黄石公园，拍几张照片，被咬了一身包。可是记得希腊没有蚊子，也许因为干燥？
是啊，“万物之灵”的人没有遗传很多生存的优越性，也是福祸相依、得失相间。也许越文明，就越丢失原始生存的自然竞争能力。首先是听话、顺从，二战时期会像一群牲口一样被驱赶着押赴刑场，也不会像动物本能地做出反抗、逃跑或抵抗。历史文化也是一种包袱、束缚，恶心人的故事案例司空见惯，于是让善良人害怕、明哲保身；于是，懂得心理学的坏人，利用这种集体心理而为所欲为，变本加厉。文明始终带着野蛮的基因，奈何。
逃生本领会让动物敏感，越文明则越弱。隔马路盯着一个人看，他会感觉、发觉，而麻木的人就不会。这种敏感，往往产生不善意。谁会有什么特别兴趣盯着一个陌生人看呢？
刘传铭老兄在北京接触过几次，还来我工作室喝茶下棋，一起聊王朝闻、华君武、黄永玉等老先生以及我的老师范曾先生，眨眼好多年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一般断句，理解为“愚民思想”也未尝不可。那么，什么叫“愚民思想”？要想干不成一件事，就跟所有人商量，一定意见不一致而歇菜。也如现在的会议主义，就是不想事后承担责任，于是不断表演民主，最后不了了之。如果领导觉得对自己有利，一定要干，就不必开会了。越有见识而自信的人，越不相信大多数。真理不掌握在任何人手里，因为真理是一个“概念”：真理若是物质的、科学的，就谈不上相信不相信、存在不存在；如果是精神的、哲学的，相信不相信、存在不存在，都是伪命题，反正都无所谓。
宁可要智慧的独裁，也不可要昏庸的民主。换一种说法，便换一种活法。“愚民”，换一种理解，就是既然确信方针正确，就别让老百姓操心了，别因为讨论而丧失机会。“愚民”既然是一个中性词，孔子有之也就“无可无不可”；何况，孔子是复杂的，大智若愚大方无隅因人而异因势利导那种，我会在《论语通义》中把它发挥透彻，而且，曲终奏雅。
商鞅的“弱民”论，急功近利，攻守异势之后，就不灵了。《管子·牧民第一》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才是长治久安的文明路数。汉·王符《潜夫论》卷一务本，明确提出“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潜夫论》有“非鞅”一篇辩论：“大夫”阶级之所以极力为商鞅辩护，乃是利益使然；“文学”儒士一方则例数商君之过，“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种句读，释读都说得通：1，只要老百姓听话跟着走就可以了，很难让他们知其所以然；2，老百姓行，就任其发展；不行，就教育之。3，老百姓愿意服从，就开始实行；不愿意听从，就告诉他们为什么。
“不可”，两个字的理解也有主观客观、主动被动的差异：不可以、不允许、不可能、不能够。譬如“不可使石点头”：1，“不可使石点头”，任何人不可能做到让石头点头；2，“不可使石点头”，谁也不允许去做让石头点头这样的事情；3，“不可，使石点头”，如果不行，就让石头点头吧；4，“不可使石，点头”、“不可使，石点头”……
《论语》的成功，正在于其散点式的、语录体：1，每一句都可以成为经典、名言，容易记忆、传播；2，没有所谓“前因后果”，于是有各种猜测其之所以然；3，不同的贯穿连缀方法，宛如不同项链，阅读效果是不一样的。
我早年曾经想作《论语梳解》，把其章句重新摆布编辑，意思接近的放在一起，近期愈加觉得那样很荒唐。1，首先是一些章句意思模棱两可，不好归类；2，这些模糊的“无尽藏”，可以重复放置到不同地方，会激发出意外的效果；3，宛如行路，不同的路线，感受不一样，所以最好不同固定一种章句的排列，即便可以自信设计最佳、最完美；4，多维穿越的前后阅读，好比挖地道，忽然误入桃花源，是意外的惊喜。
借助其他诸子百家，比如《老子》，就会发现，诸如“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老子》20），原来以为漫无边际恍兮惚兮，其实，就是对孔子的宽慰。其旁证，就是孔子删订的《诗经》，比如《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那完全是孔子的内心独白啊。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1.12）是讲礼用和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8.9）的前后两句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8.8）、“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8.10），这三句语意是前后统一的。再回顾《商君书》“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等句，简直暗通款曲。
有了对《论语》结构造形的复合认识，以及多维阅读的思想准备，就会发现，论语的语句具备一种“超位置”（superposition）的量子特性。我在《论语通义》中才有“关键词DNA”的解码方法，发现它们其实参差披拂严丝合缝相得益彰殊途同归。“通义”就得深耕细作，精博兼之，所以颇耗心神，我喜欢科学化，类似于还准备着手的《老子通义》开篇：“道是函数:y=f(x)”。如此，“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办法就得圆觉通达。
崔自默20210225
【回信】
自默兄：
“语录体”著作，总能在不同时代得领“风气之先”，或某种程度的“风头正劲”。从诸子百家到古希腊先贤，乃至《圣经》、《歌德谈话录》等等，无不如此。剔除了具体语境，任何话语，都能从不同的视角，解出新的意思，且能自圆其说、言之成理。不止是“说”或“写”，“听”也一样，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耳朵，听出的意思是不同的。
惹起热议的杭州公交车上孔子的名言，已经撤了，官方没有解释是非根由，而是意识到“内容不妥”。我理解就是场合不宜，容易产生歧义、异议。具体这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否“糟粕”或“愚民”，可以各说各话，求同存异。但不论怎样断句，或从何种角度阐释，孔子的话都在情在理，子曰或书录，抑或作标语都没错，但贴出来就可能欠妥，大张旗鼓宣传则更不宜，明摆着要引发是非、招致群怨。有人讽刺说——一不小心说了真话。将帝王师对统治者的告诫，广泛传播于公众，民人听了可能就不解、不爽，甚而很生气、很愤怒。各方高人急火火地为圣人辩，也是在瞎帮忙
这就涉及到聚焦问题，初心与做工，目的与效果，如何所为或所为如何。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程颐说“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户晓也。但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都是提醒上下有别，内外有异，众寡有分。读书与创作亦如是，一定要分清对象，
兄说到“要想干不成一件事，就跟所有人商量，一定意见不一致而歇菜”，信然。还有效果相反的，就是逼人就范——“中国特色”式“万众一心”、“一致认为”。大到国家级的“协商”，小到街道办的会议、表决，动辄是按既定方针，“荣辱与共”、“统一思想”、“坚决拥护”。好多年前，我有本新书要出版，版样拿到手后，我强烈直觉是设计过繁，图色芜杂，喧宾夺主，让人看了眼花心乱，又担心是自己的观念有问题，就专门设宴，请了各方专业人士集思广益。结果，饭局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烈欢快，意见却基本趋同和肯定，除了微小异议，总体都是认可、称赞。花了钱耗了时间，结果是让我彻底打消了想大刀阔斧改造的心。此书成了我的“走麦城”，出版后羞于送人，完全拿不出手。回想起来，当然不能怨天尤人，朋友赴宴，没人当真要用心和提出建设性意见。聚会重点在聚与会，大家久别重逢，意在举酒嘱客，彼此认可，其乐融融。就像现在铺天盖地的某某作品研讨会，说得天花乱坠，你唱我和，俨然《史记》再现、《红楼》重来、鲁迅先生又死而复活了，外人看着热热闹闹，在场当事者谁会当真？就像钱钟书所言——请些不三不四的闲人，说些不痛不痒的废话，花些不明不白的冤钱。浪费事小，耽搁正事是真。从此我就多了个教训，一事当前，首先也必须是自己要十分清楚，不能寄望于他人意见，尤其是不要让众人左右了你的判断。不能相信众人，甚至是高智商的众人，不是因为众人有意装傻或扮智，而是众人各有心思，表现在出谋划策时，则会统一表现出心不在焉、言不由衷。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对某种言语、观念或行为相反一面的遮蔽。就像眼睛的盲点，是人的天然“弱点”，与生俱来，是人性的局限、观察的误区。也许并不是故意，但内含着情感倾向，潜移默化的偏颇，以自然而然的面貌出现。比如，将孔子视为圣人，就否认或回避其“愚民”等可能被诟病的一面。更具国际视野的案例，是对《圣经》的理解。
《圣经》对人类的影响，是迄今任何书籍和单一宗教信仰所不能比拟的。一般说来，人们眼里和心中的神，至高无上，充满慈爱与拯救的大能，所谓——神即爱，人们也多拿爱字说事。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也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著作中以希伯来《圣经》的记载为例，说明人性中暴力减少的历史规律，同时表明“尽管地位崇高，《圣经》却是一出漫长的暴力庆典”。
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耶和华神绝不是慈眉善目的“爱神”，而是嗜爱杀戮，不愿宽恕的“凶神”，其任性程度，每每令人瞠目结舌。神常常不论善恶、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个“顺”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信”神，且是唯一的“真神”。否则，杀无赦。“逾越节”的来历，就是指神派遣的杀戮天使越过以色列人家的房门（饶过以色列人的孩子），去屠杀埃及人的长子，这场屠杀之后，神又接下来实行了另一场著名大屠杀——让追杀以色列人的埃及军队在跨越红海时全军覆灭。《十诫》列明了对人的各方面行为规范，具体细部条款残酷无情，惩戒中包括奴役、虐待、肢解，以及种族灭绝等等。像亵渎神明、同性恋、通奸，甚至顶撞父母、安息日工作都被定为死罪。渡过红海后，以色列人因无聊而膜拜金牛雕像，摩西兄弟就遵从神意，一下杀了三千同胞。充斥书中的英雄观，也多以杀人多寡论高下，比如最被赞誉的大卫，不仅善于杀人，还是弄琴会唱的英俊诗人，女人赞颂大卫的同时贬低嫉恨他的扫罗，就吟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有《圣经》学者研究统计——《圣经》中有六百多个段落是专门谈论族群之间、国王之间或个人之间的攻击、毁灭和相互残杀的……除了约有一千个句子提到耶和华现身亲手执行暴力惩罚，有更多的经文描写耶和华将犯罪者送到行刑人的刀口下，还有一百多处提到耶和华亲口下令杀人。在某位西方暴力学家建立的数据库里，《圣经》中仅特别记载的大规模杀戮就约一百二十万人，若加上大洪水，受害人数约有两千万人。
《圣经》为无数的人所尊崇，被奉为生活道德的规范和源泉，我自己也将其视为世界上最好看的书之一，无论从神学、神话学，文学、哲学，史学、诗学等角度，都堪称学科或跨学科经典，常读常新，受益无穷。我发现，不论是虔诚信奉的教徒，还是喜其文采的一般读者，多会忽略其中的负面部分，比如上帝作为忌邪神的极端暴虐、嗜血与杀戮，还有，时而呈现的地域歧视、女性歧视、民族歧视、殃及无辜等等，而更多看重其公义、拯救、慈爱的一面。或许是人有着天然倾向性，相信某种东西，就会刻意回避其不愿相信的东西。宁愿多看想看到的一面，不愿看不想看或不愿看的一面。
王樽
20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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