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批评（26）

崔自默

卷一

29、六经与我何干系

“方望溪删改八家文，屈悔翁改杜诗，人以为妄。余以为八家、少陵复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覆辩论而不遵其改者。要之，抉摘于字句间，虽《六经》颇有可议处；固无劳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

方苞（1668-1749年），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江南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市凤仪里）人，与姚鼐、刘大櫆合称“桐城派”三祖。为学以程朱为宗，提倡“义法说”。“义法”一词出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公之获麟,约其文辞,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又书货殖传后》有云，“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意即“义”“法”结合，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言之有物，雅洁清真，行文得法，理辞气通。在《再与刘拙修书》中，方苞反对黄宗羲与颜元的反程朱理学思想，持论严谨。方苞的文学正统思想受到时政欢迎，也给后来桐城派文风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钱钟书《管锥编·左传正义》有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的确，以文运事，踵事生华，设身处地，合情合理，是史传文学的命脉。方苞继承了史官文化传统，以《左忠毅公逸事》为例，在此前以左光斗为传主的传记已有左光先的《枢辅史公传》、戴名世的《左忠毅公传》等，“史可法入狱访师”一段大致情节：陷师于狱，一时长安摇手相戒，无往视者，法不忍，师见而颦蹙曰，尔胡为乎来哉；左光先的《枢辅史公传》变为“予已至此，汝何故来死”；戴名世笔下则为，“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日：‘道邻，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自吾被祸，门生故吏，逆党日罗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难，殉胫胫之小节，而攖奸人之锋。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受司马迁影响，方苞写此事“踵事生华”，勃有生气：“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屡，背筐，手长铲，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岀。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左光斗（1575年-1625年），字遗直，安庆府桐城县（今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横埠镇）人，明末东林党人，为官清正刚直，被誉为“铁面御史”，水利专家，“东林六君子”之一，天启五年（1625年）因对抗权宦魏忠贤而下狱，被折磨而死，后人辑有《左忠毅公集》。

文如其人，文果哉心，方苞文章的“义法”思想与其个性风格必然是一致的。知晓了这一点，或许就能明白他为什么会“删改八家文”。太认真、实事求是、语言斩钉截铁，容易引来“人以为妄”。盛名之下的唐宋八大家文章，能改么？

当然能改，又不是帝王语录或宗教经书。典籍校雠是常有的事情，只是有那个必要么？他人原文错了又如何？你改得更好又有谁表扬你？对于前贤文章，一字一句去琢磨的读者究竟很少，去发表自己看法的人就更难能可贵了。方苞是不自私的，是可爱的，谈不上是否狂妄。

批评也是认同、继承、宣传、推广，对传统经典最大的讽刺不是蔑视，而是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对于被批评者而言，总是被咬着不放，批评得很粗糙，哪怕言辞激烈、误解歪曲、断章取义、诋毁中伤，那也是遇到了知音；如果被追骂了一生，那无疑成了恩人，殉葬者。

“余以为八家、少陵复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覆辨论而不遵其改者”，袁枚这话特通透。是啊，对于你删改的地方，原作者一定有特别认同的地方，可是，他没机会更正再版了。世间道理都是辩证的，善恶真假是非等对立因素的区分界限，很难截然辨识。辨与辩，一字之差：“辩论”着重于语言文字上，而“辨论”则包括辨识、争论，不仅是口头行为。

正言若反、明道若昧、大辩若讷，焉知原作者不是已然特别高明却开始转装糊涂，返璞归真、守道以约、多言数穷、言不由衷，故意露出一丝破绽，引诱敏感的读者说三道四引申铺陈。“文似看山不喜平，画如交友须求淡”（袁枚《随园诗话》），真知灼见往往如怪怪奇奇的风景，不会四平八稳十拿九稳。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宋·王安石《题张司业诗》）。“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至人不闻，子何喜哉”（《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这种情况则非深藏法眼难辨。好比我方间谍，总要容忍一些坏事才能赢得信任，即便战友如果级别低也根本不会知道；那些愣头青凭朴素的革命情绪去蛮干，恰恰会做出敌人想做的事情。无名英雄背负骂名，他们的苦楚与牺牲一般百姓哪里知道。看不出来就对了，人家根本就不想让一般人看出来，这种情形似乎还可以讨论：既然谁都看不出来，写它做甚，只是发泄？如果被敌对者破解出来，岂不遭殃？题外话被当作题外话，就真是题外话了。

模糊地带，在审美中占据重要地位，好比绘画的空间留白，是值得思辨的所在，余味无穷。针对同样事物，个人表达有自我方式；即便说法不同，其实都是一回事，只是直接间接的配比度数不同。非此即彼的判断固然错误，翻来覆去好话说尽的文风也要不得。下棋落子没有一丝透气，当然不行，笔墨交代太清晰也就乏味单调了。

知者不言，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六经》当然“颇有可议处”，所以不能死于章句下。要看中心思想、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完全正确的话，也没有完全错误的话。

“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宋·陆九渊《语录》）心有眼见，言为心声：对于古人文字，如果阐释得特别好，也因为我理解注释的圆融豁达；如果说不好，有可能是我认识水平不够，理解不到位。总之，“六经注我”显得不太谦虚，有失体统；“我注六经”则又有点委屈自己，白搭工夫。所以，述而不作吧，除非某种特别需要，圣人又怎会被当今世人轻易认可呢。

“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任由自家的田地荒废，而去耕种别人家的地，说无私是好听的，是不是有些愚蠢呢？要看目的和效果，确实有靠批评名人而出名的，“附骥”，苍蝇爬在马尾巴上也能一日千里。“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史记·伯夷列传》）。或者说，有批判别人的功夫，踏踏实实写自己的东西；即便没人关注，也不为他人做嫁衣裳。可是如果没有出版社编辑的有水平的奉献，很多学术著作就无从问世。好事者还是需要的。

浪费才高贵，看那豪车豪宅美景美人，总是经常被闲置着。“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九章）。“啬”，就是节俭、简约、省事。无事真贵人，任由时间蹉跎，也不干那些没用的。尤其不批评人，就算积口德吧，除非他是至亲挚友，实在有用；要多表扬人，哪怕有些虚伪，也落个好人缘。靠夸人而占便宜的比比皆是，因批评人而吃亏的时时存在。吃亏是福，反过来就是占便宜是祸，福祸相依，因果相续。

有人以为你的地浪费长草，想替你耕种，于是你头脑发热，出土地、当地主、发工资、交种子；然而到了秋天，却没有收获粮食，于是你埋怨说耽误了土地糟蹋了良种白花了工钱，人家却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最糟糕的是，你损害了名声，地不肥沃、种子也是假的。没有人愿意检讨自己的错误，没有人喜欢承认自己的懒惰与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