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批评(17)

崔自默

卷一

二十、忽平忽仄意如何

蝗、麒、挑、灯、评、膏、冰等字可作仄声，但、料、怪、鉴等字可作平声。有些字是可以平仄两用的：过、相、量、中、兴、迎、应、亲、馨、葡、离、蠡、难、赞、援、扇、判、观、分、祢、员等。

“凝”为“佞”，“怪”音“乖”,“鉴”音“间”，“张”音“丈”，“妨”作“访”，“封”音“俸”，“正旦”读“真丹”，如此，确有陕西话腔调的意思。唐代都城长安，唐诗人以陕西话为标准音也很正常。

杜少陵用中酒、王气、贞观等字，“忽平忽仄，随其所便”。杜甫可以随便，我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只要你能写出杜甫一样的好诗来，随便你平仄。既然不能，还是中规中矩，退求其次，起码让人觉得诚恳、厚道、老实。

怎么才叫好诗？诗要言志，志有什么好言的？什么又是好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哲学家冯友兰特别称道的张载“横渠四句”么？这四句教可以作为儒者终极理想，当然也涵盖自己的志向。若非文武兼备的旷世奇才，何以有机会“为万世开太平”？《宋史·张载传》有记：“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从这中间可以读出一些消息，如果不是遇到范仲淹点拨，张载成了一员武将，也就没有后来的“关学”。因徙居凤翔郦县(今眉县)横渠镇，张载世称“横渠先生”，与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并称“北宋五子”。

濂、洛、关、闽，为宋儒理学四派：濂溪的周敦颐、洛阳的程颢程颐兄弟（二程）、关中的张载、闽地的朱熹。周敦颐被视为理学开山鼻祖，作《太极图说》，其“诚”观念不仅指社会人的道德内涵，还有《易传》阐释的自然本性本体。程颐（世称伊川先生）为程颢之胞弟，二人共创“洛学（世称“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师从周敦颐，从“无极而太极”无形而有理的世界本源论出发，落实到心物感应、天人感通。朱熹理学思想对元、明、清影响很大，成为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

“存天理，灭人欲”被当作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观点，但不该断章取义，以为这是禁锢人性自由。所要灭的不是基本的物质需求，而是淫欲贪欲私欲。基本需求的“人欲”，本来就属于“天理”。其实，“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并非朱熹发明。《礼记·乐记》说“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这里的“灭天理而穷人欲者”意思是泯灭天理而一味穷奢极欲，即失度、有违中庸之道。朱熹自己也表达的很清楚：“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朱子语类》卷12、13）；“古人为学，只是升髙自下，步步踏实，渐次解剥，人欲自去，天理自明”（《晦菴集》卷第55）。从这一句话也可知，被误解的用以污蔑圣贤的邪说容易流传，至于其正道大理则置若罔闻，无人问津。

“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朱子语类》卷4），儒家的这一要求只有做到正其心诚其意才能做到，这也就是道家《老子》的为道日损、致虚极守静笃，或者佛家的自净其意、少欲无为。总之，诚、虚、净三字，诚心、虚心、净心“三心”，可以概述儒、道、释三教三家三学。心学，不管起源于何时，不管传承多少家，不管本体论心性哲学与高度。“格物致知”是义理学认识论的核心。

志、心、情，紧密关联。无好心，无善志，只有私情，能不能写诗？也可以，就是很难大义凛然大气磅礴。那么，胸怀大志还是情种，就能写好诗了？未必，还需要才情、才气，否则，一肚子委屈倒不出来，心潮澎湃满腔热情表达出来却寡然无味。

怎么才算有才气？才气应该是汩汩喷涌源源不断，而不能看啥都没感觉却绞尽脑汁痛苦地滴沥。“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1]“有第一等胸襟、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2]“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3]有了才、胆、识、力的基础，有了胸襟、学识的支撑，有了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的准备，才有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写诗、写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