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通才画家”崔自默

问：《楚天金报》

答：崔自默

问：您的家乡在河北省深泽县大直要乡，据了解，您在那里完成了小学、初中学习。很多画坛名家，如靳尚谊先生在少年时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而文坛大师多数少时受民间故事、文学影响很大。您小时候有受艺术方面的熏陶吗？您的家人有给您这方面的影响吗？

答：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家庭教育在一个人的发展道路上至关紧要。当然，也有似乎“另类”，有“突然冒出来”的现象，其实，没有无源之水，那只是基因时隐时现，隔代遗传罢了。我写过一些回忆家乡和父母的文字，我其实不愿多写，虽然也有童年美好温馨的感觉，但更多的是苦涩与伤痛、遗憾。我的父亲崔中基先生多才多艺，18岁就是乡村教师，由于家庭和个性原因，后来成了农民，文革结束后又考试恢复教师身份，在乡中学教语文和美术。父亲骨子里是文人，眉宇间有一股清气，他刻印、写字、画画。父亲还是中医，系医学世家。我奶奶出身望族，会英语。我姥姥是天主教。我的母亲心灵手巧，会剪纸、绣花、画画，还唱京剧。记得小时候姥爷教我在地上画关公的帽子。我的大舅拿手好戏是男扮女装，细腻着嗓子唱秦香莲，还捏泥人、画绣楼之类；小舅则帮人画影壁，主要是山水。我小时候没受正规训练，只是拿毛笔胡写胡画。上大学时期开始正规学习书画传统理论，开始大量实践。

问：您的经历中比较受人关注的是，您是西北轻工学院自动化系毕业的，纯工科背景。直到读大学时，仍未确定从艺。那时，您是如何选择专业的？会不会有没找到人生方向之感？当时，有无在课余时间学习绘画？

答：我1982年读高中，是河北辛集中学，全国第一批重点。那时候讲究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没有想考文科，学习成绩一般的同学才考文科或师范。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报考清华建筑系没有录取，但高考成绩上其他专业是没问题的。我糊里糊涂到了西北轻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电气技术专业，机械制图、模糊电路、回馈控制、概率统计、工程数学等等，这些，对我后来从事艺术理论帮助太大了。当然，高考的失意纠缠了几乎一年多，但很快我遇到了缪斯女神。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三秦大地处处是丰厚的人文沃土。汉唐气象，令人吞吐大荒，挥斥方遒。我常说“陕西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秦汉大地滋养了我，激发和培育了我的艺术灵感。业余时间大量书画，尤其是刻印，还与附中和设计系的老师一起写生、画油画。星期天到西安，一天只吃一顿饭，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到处遍访名家。毕业前一年多，还举办了书画展。那时可以说是纯粹的艺术爱好者，至于说艺术理想甚至人生目标，则是模糊的。

问：您开始与艺术界产生关系，是1997年到2000年在中国工人出版社的文学艺术编辑室任编辑。是这样吗？为何会考虑2000年考南开大学读范曾先生的艺术史学博士。能否谈谈您与范曾先生的师生情？据报道，在范曾先生被批“流水线作画”时你曾主动辩护。

答：我与艺术界联系应该早在大学时期，大学毕业后则较密集。1989年毕业到北京轻工业安装公司，赶上中国画研究院的《咸阳风物画展》，韩舒柳老师让我给王朝闻等先生送请柬。1992年左右曾常在北京师范大学，与启功先生也接触。我在1993年读研究生期间就大量学习美学和艺术史，并参加书画展览，只是因为理工科出身，别人不认为我是艺术家。1997年到工人出版社后开始为华君武、蔡若虹等老前辈编辑图书，并萌发考文科博士的念头。由于侯军兄的引荐，我认识了范曾先生，赶上他2000年招收第一个计划内博士生，我就考取了。在《得过且过集》一书中，收录了我和很多老前辈的合影与资料。我和范曾先生之间的感情是深厚和细腻的，外人难以理解。我说过，“我爱我师，我更爱艺术。范曾先生是我的恩师，我是范曾先生的骄傲”。艺术批评需要标准，需要科学方法，“流水作业”案例期间，很多媒体采访我，因为那张墙上很多画的照片，就是我拍摄的；只是，我拍摄的目的是表示绘画的高超技巧，而被曲解为没有变化的复制。一般外行又只知道跟着看热闹，我“不得已”而主动辩护，因为怕范曾先生误解，其实，那几张照片在案例前很多年前就发布在了我的崔自默文化网里，只是被批评者巧加挖掘利用罢了。

问：从事美学方面的研究、艺术史研究与真正执笔画画、搞雕刻，您觉得相通吗？中国大部分艺术家都是从实务走向美学艺术鉴赏的高度，而您似乎相反？您觉得在这一过程中有没有障碍？在您《我们是一群智慧的鱼》新书中您提到中国文艺理论的一个特色“意在笔先”，中国画笔墨在笔墨之内，然而更重要的在笔墨之外，笔墨之外您是如何积累的？

答：条条大路通罗马。很多画家和学者是文科入手，很难有条理地有逻辑地搞艺术史学的研究。我提出“艺术研究应该科学化”，就是看到了感性与理性分离的缺憾。其实，理论与实践是相通的，只是一般人的精力和能力达不到。实践，就是更好的理论；各学科融合在一起的高级理论，能指导有效率的艺术实践。国学、学术，包括艺术与科学、儒释道、诸子百家、中西哲学，一言难尽，难能可贵。绘画讲求手高、眼高，眼高手低是过程。文人墨戏，坑害很多人。我经过艰苦卓绝的临摹和大批实践，才成为了专业画家。熟能生巧、水到渠成，没有付出，不可能开悟。意在言外，笔墨的“意思”在人，在其人本身的可读性。理工科的背景对我艺术研究和创作助益巨大，一般人不可能理解。我把很多知识杂交在文章里、作品里，并争取雅俗共赏。视觉艺术作品是我人生感悟和思想表达，是插图罢了。

问：有人评价您是“通才画家”，书法、篆刻、国画、油画、瓷器、雕塑、装置、漫画、摄影您都涉猎了。您自己最擅长哪一样？您觉得这些艺术门类是能触类旁通的吗？

答：大而化之，从宏观切入，这些门类本来就是一个东西，都是视觉艺术，所以触类旁通是简单之极的事情。当然，从微观分析，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辉，任何一个作品都是“擅长”，无所谓喜爱与否。不同作品在不同时间、不同工作室、不同情绪下完成，不断变化，不断完善。

问：这次您为何会推出《我们是一群智慧的鱼》一书？据我所读，其中只有少数篇章与艺术相关，如“悟”一章，多数则与为人处事相关。

答：艺术创作相对属于小众，但艺术审美属于大众。我想通过雅俗共赏的文字传达美学常识、人生思考。事在人为，人是行为的主体，研究人就是研究艺术。人复杂，社会复杂，所以，艺术是一个复杂的行为过程。

问：打开您的“崔自默文化网”，会有“新国学、新文化、新生活”字眼映入眼帘，您为何会提出这“三新”？您认为“新国学”是什么？怎么评价目前的国学热？

答：关于“新国学、新文化、新生活”的提出，有一个过程。起初是在大学演讲，想跨接各学科的知识背景，当然也有很多感悟，又不断修正、丰富、完善。后来，成熟为“三新主义”：“公益是新国学，爱心是新文化，慈善是新生活”。我撰写过专门的文章，可以在网上搜看。“公益是新国学”，就是针对所谓的“国学热”。国学不等于“旧学”，应该是“有用的文化”，否则就没有现实意义，就是浪费。文化，不等于文明。所谓“博大精深”，未必是好事，也许是沉重的包袱。

问：早在2008年北京保利秋季大拍中，您就成为“黑马”，一幅仅约0.1平方尺的微型山水画作品以5.6万元成交，合计每平尺60万元，创中国当代山水画的当年最高价格。2011、2012、2013、2014年您又不断在争议声中诞生新纪录，保持价格排行榜“首席宝座”地位。有人抨击您偷换概念，因为一般画家的作品尺寸大都在一平方尺以上，而您的“微型山水画”往往小于一平方尺，所以最后核算平方尺单价时价格就很高。那么，您为何会选择创作微型系列？

答：画微画不容易，需要心力、眼力、手力的综合。一般人没有定力，根本不可能。我喜欢挑战传统、超越自我，所以在拍卖时经常选用小画，是借助杠杆作用。排行榜计算方法是有标准的，所以结果也是科学的力量。说是“投机取巧”也可以，但毕竟这种机会需要科学的把握。在我的眼里，传统中存在有很多这种机会和空挡，我会慢慢开发利用。

问：您怎样看待艺术品与市场的关系？

答：《价格决定价值论》是我关于艺术品市场价格的新提法。《心鉴》一书是我对艺术品欣赏的基本理论。简单与复杂，是相对的，只要你愿意去学习，就会发现其中的合理性与趣味性。经济、金融、文化产业，也都是交叉学科的产物。单一思路去考虑问题，捉襟见肘，总会看到各种不利的消极因素，还会滋生对社会的误解。艺术而科学的阐释才会产生正能量。我提出“艺术之精神，科学之思想”，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问：能否谈谈您与文怀沙先生的故事？许多读者也对您和梁晓声老师间的友情很感兴趣，能讲讲小故事吗？

答：文怀沙翁是范曾先生的老师，他说我们三个是“车轱辘转的关系”。文老“向未来学习”的谦逊态度值得敬佩，他说的“五百年来一自默”当然是对我的鼓励。有朋友去文老家里“验证”是否有这种说法，文老严肃地说“我说完崔自默是‘五百年来一奇才’，后悔了”，正当来人纳闷暗喜时，文老说“我现在要说崔自默是‘一千年来一奇才’。鼓励过我的老前辈很多，例如周汝昌先生为《崔自默篆刻集》作序言开篇即称“崔子”，让我汗流如浆，而文怀沙翁则最为热烈的。我感激这些前辈，同时感觉到压力和责任。我说过，“大师不是桂冠，而是责任”。梁晓声先生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在《我们是一群智慧的鱼》新闻发布会上说，“看了崔自默的书，让我这个作家感到了压力。因为崔自默的文字太好了，不能加减一字。我在公开场合用‘才子’二字夸赞的人，大概只有崔自默一人”。那天，还有著名作曲家舒楠出席，他说“崔自默有民国范儿、国际范儿，非一般人能达到”。当然，还有姜武、雷佳等好友发来视屏推荐此书，都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更是对民族文化的艺术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