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30师战斗详报载：“当日午后5时许，敌曾突然向我正面发炮40余发，我伤亡甚众。”  
腾冲县重建国殇墓园内的盟军阵亡官兵纪念碑时，曾得到历史学者戈叔亚先生从美国方面获得的美军阵亡人员资料。其中，美军上尉约翰赫斯汀（步兵，军号0-368368）系于1944年9月12日在腾冲遭炮击阵亡；同日阵亡者还有技术军士约翰威尔奇（通讯，军号36250550）。 198师593团副团长黄荫福在回忆中，曾提到一位美军上尉在其身边遭炮击阵亡的情形：“最后时刻，腾冲城内日军仍顽守不降，据民房抵抗，我们便逐间逐间攻克房屋。最后有间民房内有25名日军固守，倚仗最后残留的一门炮，仍向我团射击。我当时指挥两门炮还击，拉锯战进行得异常激烈。正当我进防空洞去接电话之际，日军一炮打过来，在阵地前爆炸，当场打中我团的美军上尉联络官，他牺牲了；我则死里逃生，大难不死……” 
因为在腾冲围城战斗中阵亡的美军上尉军官仅约翰赫斯汀一人，因此黄荫福后来在不同时间所说的被炸死的美军上尉“凯南”、“卡普顿”可能均指此人。 
此外，在潘世征阵地通讯中，也提及9月12日这次炮击，曾造成我医护人员大量伤亡：
“……火线上的安全问题，却也无法保障了。敌人受包围于小圈子中，恐急万分，丛草残树，不见我军进攻路线，所以最后困兽犹斗，剩下的炮弹，即无目的地向外面发射。9月12日早上，他们连续发炮，不下二三十发，这样，使我们第二线上的人们，无辜损失不小。
“一位上尉医官何吉福君及一位上士看护安正礼君，正在火线附近看护伤兵，这时同在的人很多。不幸这一个区域之内，落下敌炮弹四发，负伤一位营长、一位卫生队长，他们脚上受伤；上述二位医务人员，不幸被弹片打破脑袋，把头骨炸去一半，重伤阵亡。另一位连长罗绍裘君，也是同样情形，皆脑浆四散，头部成一空壳而阵亡。”  
日军战史中对此毫无记述。以常理推断，在敌我两军已成短兵相接之际，敌炮兵似已失去发射所需要的距离感，且很难想象此刻日军仍有如此充足的炮弹。
116师搜索连班长蔡斌的回忆，让笔者隐约揣测到另一种可能：
“占领文星楼后，原来在江苴徐家寨战斗中负伤的20多名伤员又回到连里，增加了不小的战斗力。可惜在9月12日占领苗圃园时，大部分又被自己的炸弹炸死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连受命进攻城东北角的苗圃园，消灭最后的日军。按照协同，应在12日早上8点占领苗圃园。（11日）半夜后，我们悄悄地运动到苗圃园外围，拂晓一个冲锋，便占领了日军阵地。大家正准备加固工事，不料自家的山炮弹却从空中掉下来，把大家炸蒙了。许多人尤其是老兵便往水塘里跳，以为水中保险，日本人不在水里，中国的炮弹就不会往水里掉。谁知炮弹却跟了来，咣咣把这些老兵炸得仰面朝天，死伤了30多个！真他妈的可恼可恨，把自己人误当作敌人打。我在电话上大骂炮兵的祖宗十八代，炮才停下来。” 
此外，592团团长陶达纲也在回忆中提及此次误炸造成的惨痛：
“592团第2营第5连，仅剩连长官业宣及一个班长，一个传令兵，总共三人了。9月中旬的一天中午……592团越过腾冲城南大街之后，第5连连长率同他的一班长、一传令兵，冲过南大街，在一处小土堆停下来。正值于此，我重炮兵一颗十五榴炮弹落在他们三人附近，登时三人都被炸死。真是伤心啊！不死于敌人之枪炮，而死于自己之榴炮弹……” 
在整个战役期间，因空地、步炮协同差而导致我飞机、大炮误伤地面部队之事屡屡发生，火线上的步兵甚至怒骂惹祸的炮兵为“汉奸炮”。对于此类事情，军方战斗记录一般会有记载，但在公开报道中却很难让公众理解，曲笔嫁祸于敌也不算新鲜事。从54军作战命令看，当日“54军山炮营及第6军山炮营（欠两连）仍归593团长统一指挥，主援城内步兵攻击及制压敌炮兵”。若593团团长廖定藩督令本团步兵攻击，而以副团长黄荫福专事指挥炮兵，就与黄本人的回忆相契合。那么，如何解释蔡斌与黄荫福回忆的不一致性呢？在没有更多佐证材料的情况下，只能是一个谜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