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老人李正早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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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看到戈叔亚老师27日夜23时发的邮件,说,李正早走了。
原文如下:
余戈、晓唯:
松山的小陈说昨天(26日)下午五时李正早去世了。我最后和老冯去采访他时,他已经痴呆了,什么人也不记得了。照片上就这样。
老人去世了,我很难过,原来希望写他的故事呢。但是松山人许多对他的事情有疑问。所以我没有写。我在松山,因为这个事情,没有怎么去看老人。对老人我的感情很复杂。我感觉老人最后好像对我也有些失望,仅仅是感觉。给他买的助听器,他好像就用了几天他就不会用了。
唉,一个人就这样不在了。本来我设想以他为影子写一写抗战中的普通人。
戈叔亚
今晨,我把此消息发短信转告诉去年秋天曾采访他的凤凰卫视编导毕蜂,这个四川姑娘回信:“天哪……”
利用这点时间先发布这个消息,算是告知认识这个老人的朋友。待有空时写一点文字,说说他的故事。2004年,博主第一次上松山,就是他陪我在山上转的,他还给我唱起了从慰安妇那里学会的日本歌《满洲姑娘》。战争时期,他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当地少年,给日本人放马,因为年纪小,日本人对他似乎不太警惕,因此他可以比其他人更容易接触日军,还有那些慰安妇。松山日军覆灭那天,他在勐梅河谷地发现了四个逃散的朝鲜籍慰安妇,其中包括朴永心,他救助了她们,搀扶着朴永心送到了第8军野战医院,当时怀孕的朴永心肚子里的胎儿死了,一路上都在流血……
连这样的老人都已经走了,那段历史真的是翻到最后一页了。(待续)
李正早不是远征军老兵,但是关于那段历史,他比老兵知道的还多。尤其是在1942年5月至我军反攻松山前,即日军对松山的殖民统治时期,他是生活在松山的一个“自然人”。
日军占领时期的松山“生态人群”是一种什么状态,这是今天的人们最难想象的了。我们以往的历史叙述,最大的问题也许正在此处:因了难以把握这种状态,或者干脆就不打算如实描述这种状态,很容易把它简单化,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叙述中,在日军统治下的中国城乡,不是隐忍爱国的同胞,就是卖国附逆的汉奸。实际上,更多的人,只是两个字:活着。
活着,早在余华、张艺谋的那部名作中已经被正名,甚至被神圣化了。对于长期以来“被崇高”的中国人来说,作为“人民群众”的我们,整体上的境界不允许太低,因此,有关普通人的自私、怯懦、苟且、背叛,都是不能为社会所能容忍的。所以,在我们的国度里,像抗战国军战俘、志愿军战俘、金门战役战俘这类事情,基本上处于历史的暗角。现在樊建川在自己的博物馆里为抗战被俘国军军人建立了一个纪念馆,并创造出了“抗俘”这个概念。虽然做了俘虏,但毕竟曾经“抗”过,因此,现在的国人已经有足够宽容的心态来正视他们的价值。
但是,还有更多的人,却是像李正早这样的并没有怎么抗过,并且还以生存智慧熬过了那段岁月的人。
你怎么看他们呢?
打仗的事再复杂,都好说;最难叙述的,恰恰是战争环境中的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所以,我在写松山战役时基本屏蔽掉了这些事情,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写出李正早们的故事,还有腾冲那边的日军军官田岛少佐的老婆蔡兰惠的故事……
但是,像戈叔亚老师一样,我对李正早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不仅如此,去年曾采访过他的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栏目编导毕蜂女士,也怀着与我们类似的感情。在我告诉毕蜂李正早过世的消息后,她先是惊愕地回了一句:“天哪……”随后,说起当时采访过程的精彩,并说,凤凰正在制作的五集松山纪录片,可能不能完全使用这些精彩的镜头;但是如果有其他媒体想用,她愿意无偿提供。
我说,你帮老人做了一件重要的事,你知道吗?
毕蜂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在采访结束后,李正早向她提出,可不可以帮他照一张相,再帮他一家人照一张全家福。毕蜂欣然答应了,并且在回到北京后,很快就把照片寄到了松山李正早手里。
我说,这些年给李正早照过相的人不计其数,但是离开后能把照片寄给他的,我敢说你可能是唯一。
我猜想到,毕蜂他们为李正早照的这个照片,此刻应该悬挂在他的灵堂,当作遗像。也许,当他向毕蜂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就预想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这些年几乎没有跟前来采访、看望他的各种各样的人主动提出过什么要求。如果来访者满意了,主动给他一百两百,他也会再三道谢后收下。
作为一个农村老头,他非常本分、懂事;但是,他又绝对的聪明绝顶、善解人意。否则,他不会如此吸引着那些专家、学者、记者、游客。他稍微接触一下这些来访者后,就知道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甚至明白他们希望自己如何叙述,而他总是能找到适应这个来访者的叙述方式,让他们满意而归。最重要的是,他讲的都是“事实”,只不过,是来访者对于“事实”的需求有不同口味,而他像个技艺非凡的厨师,能把一只茄子或者西葫芦烹制出不同的不同的色香味而已。你敢说红烧茄子和蒜拌茄子有本质上的区别吗?本来,所谓历史,在不同的人心里就是不同口味的菜蔬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你能找到一只绝对意义上的茄子吗?这个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苹果、梨、桃子、菠萝、香蕉……没有“水果”。历史叙述也是如此。
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林天宏的文章《一种战争的两种纪念》里,已经让我们看到了那场战争中的一个微妙的视角: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松山打了一场,后来他们都走了,松山还是松山人的松山。战后几十年,他们在那个曾经被钢铁覆盖、鲜血浸透的山上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寻找、出售那些战争遗留物,居然一度成为他们的生计来源,他们中的有些聪明人成了业余“拆弹部队”——他们自称为“挖山人”,多年来死于这件事的有十五六人。
军人们的战争结束了,松山人的战争似乎一直没有完结。那么,松山人眼中的那场战争,到底具有何种认识意义,或者,有没有认识意义呢?
就是说,即便是对于与我们那样休戚相关的一场战争,我们有没有权利稍微站在一边打量一下它呢?还是,只能在60年后继续在网络论坛里分为若干派系,唇枪舌剑地打一场后人的口水仗?
这些感受,也许是永远也写不进我的作品中去的,因为我自己完全是没有厘清爽的。
远征军和日军都已经消失,留下了曾与他们打过交道的松山人李正早;现在,连李正早也消失了。(待续)
2004年10月,李正早陪博主在松山转悠时所摄
戈老师所说的“松山人许多对李正早的事有疑问”,是说有人认为李正早把自己哥哥李正邦当年做的事情,安到自己头上了,而李正邦已经去世多年,没赶上这个松山开始被关注的时代。
博主曾在一篇博文中说到,60年前松山最聪明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马鹿塘的李正邦,一个是蚂蝗水的李堡林。他们当时跟日本人混得很熟,只能用这个字——混。混嘛,可以是为了活着,在日本人那里讨生活,不一定祸害乡亲;但是,混大发了,谁敢担保一定不会做一点坏事呢?
比如,日本的朱弘先生告诉我,有些日本老兵仍然惦念着李堡林,并且问起过他呢。后来,有人曾经帮李堡林做过一个口述史,文章题目是《我被迫参加日本军队的经过》,请注意,他是曾当了日本兵的。那是远征军反攻初期,应该是1944年4月,高黎贡山那边战事告急,松山日军要去增援,两个日军下士官来到他家,给他弄了一身军服,就把他带着到北边跟20集团军打仗去了。
当时,日军的兵力捉襟见肘,能多一份人力当然不错。但是既便如此,也不是谁都有此机会,你得让日本兵信任啊,否则在战场上打黑枪逃跑怎么办?所以,这份信任感得靠平时积累,而在那两年期间,松山日军军需班一直是在李堡林家发豆芽呢,李堡林跟日军怎么混的没有记载,但是,很多松山老人都知道,他的日语已经能达到跟鬼子兵会话的水平了。
李正邦跟李堡林肯定有相像之处,但李堡林那时也就十五六岁吧,而李正邦已经是三十郎当岁的成年人了,肯定混得更深一些。关于李正邦跟鬼子怎么混,也是具体的传说不多,如果李正邦当年不是特别祸害乡里,像这样的事,松山人也不会太不给他留口德,中国人厚道嘛。总之,李正邦没有够得上汉奸,否则战后清算时可能就给毙了,当时毙过几个戴上汉奸帽子的。不仅如此,他甚至可能还立过功呢,当然算不算另说了——据松山人说,在远征军打松山阵地(1、2号高地)时,李正邦已经很活跃地与远征军部队混在一起了,他居然帮助我军弄到了一挺日军九六式轻机枪,并且娴熟地抱着对着鬼子阵地猛扫。他居然会操作日式轻机枪,可以想象,如果此前跟鬼子混得不熟,鬼子怎么会让一个中国人摆弄自己的家伙;他再聪明,也很难说就能无师自通地打机枪。
这是李正早的哥哥。那时李正早十四五岁,他哥跟鬼子混得好,他当然也在鬼子那里算个熟脸儿。所以,鬼子让他放马了。松山阵地上日军的马厩不少,前段踏勘时我们看到了多处。当时阵地上的重兵器、给养什么的,都得靠马驮上去的。那么,李正早就应该有机会接近日军核心阵地,而不是像一般松山人那样,在大垭口公路边的铁丝网那里就被挡住了。松山阵地是日军绝对的秘密,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后来远征军才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因为没刺探到详细的阵地编成、配置情况啊。2004年10月,李正早陪着博主第一次在松山转悠时,他亲口告诉我的,他上过主阵地。但是,这个说法现在被不少松山人怀疑,他们说,他哥哥上过阵地还有可能,他不可能的。
这个就放下吧。李正早还说,他那时经常拉着马从大垭口的日军慰安所门前经过,那些花枝招展的朝鲜“姑娘人”经常逗他,一来二去地就混熟了,她们还教他唱歌呢,而唱歌最好的,就是那个后来被自己救了的朴永心,当时她的“花名”叫若春;当时,日军士兵都喜欢这个若春。
松山人也质疑这一点。但是,2004年在山上,李正早的确是跟博主唱起了日本军歌《满洲姑娘》,歌词是描述中国东北一个姑娘在春天等着邻村的小伙子小王来迎娶自己的心情,具体内容我是后来在所收藏到的一本《日本军歌集》里找到的。而且,一说起当年的事情,李正早的松山方言里不时跳出来一些日语发音的词句,就像是这些年留洋归来的那些海龟的话语习惯。那么,这些鬼子话他是跟谁学的呢?当然,他非常聪明,也许跟鬼子不用混得很久就能学会他们的话,但是,他这么些年了,怎么就没有学会用普通话接受来访者呢?也许,学语言真得跟生存压力联系起来,如果有一拨人随时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你可能就变成语言天才学会他们的话了,否则往小了说,会混不好;往大了说,有可能稀里糊涂地送了小命呢。
然后,就是李正早救慰安妇的事情了。据他本人说,那是在远征军攻克松山后的当天傍晚,或者是第二天,他在勐梅河谷地看到了她们。最初是五个人,有一个滑倒在河里淹死了。其他四个看到他都跪在地上磕头,念念叨叨地求他不杀。当时,她们在捞着河里的青蛙吃,有的在啃食青苞谷。他说话后,那些慰安妇抬起头来,认出了他,于是请他救命。他就领着她们到了马鹿塘他哥哥李正邦家,李正邦的老婆——他嫂子给那些慰安妇做了饭吃。后来,李正早搀扶着大肚子的朴永心去了腊勐街的第八军野战医院。当时,朴永心肚子里的孩子可能有七八个月了,显然已经死了,走路的时候,下身的血水顺着双腿流下来……
2003年,经日本的朱弘先生努力,已是朝鲜公民的朴永心重返松山。在我们后来普查松山的那个临时指挥部小院歇脚时,李正早从人群中挤了进来,主动跟朴永心打起了招呼,事先人们都不知道他这档子事,当然没有安排。几乎在同时,朴永心也站起身来,认出了李正早,两人搀扶着抱在了一起。这个情景,当时当地媒体有电视记录,也有文字报道,他们说了一些话,话题跳跃性很大,但是,彼此认得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朴永心也承认是李正早救了自己。
但是,既便如此,也有一些人认为,其实那还是李正邦干的,李正早只是作为一个家里的小孩“在场”而已。反正,哥哥已经死了,弟弟把这些事情揽到自己身上,也大差不差的。只要当时救自己的时候这个小孩在场,朴永心老太太也就没有必要指出谁是主要救助者,反正,就是他们哥俩吧。
现在,李正早走了,松山人再说起他的这些事,也许不会太挑剔到底是不是他干的了,因为再没有外人来打听他、请他讲了嘛。何况,松山人本来就厚道。(待续)
现在,我要再次回到“活着”这个概念了。
在《活着》中,富贵为什么只能那样活着呢?老天赐给人一条命,到底应该活成个什么样子呢?这时候也许得问这样一句话:他不那样在底线意义上活着,能怎么样呢?李正早同样如此。如果当时他不是在日占区,也许会被抓了壮丁,那么就会“被远征军”,那样,他的故事也许和那些老兵故事一样了。
那些抓他的师管区或者补充兵团有耐心了,也许会给他如此的教育:你应该保卫你的国。此前,李正早肯定知道抽象的“国”的含义,无非就是老天爷画了一块地,正好你就降生在了这里,于是,你就是中国人。不管这个国到底管没管过你,现在,你却必须拿出命去保卫他了。
而且,当时云南这一块国,亲爹是姓龙,国民政府顶多算个继爹呢。
话剧《茶馆》里有两个老头在感叹:“我爱咱们的国啊,可谁爱我呢?”
呵呵,矫情吧。谁爱你啊,不爱你,该你怎么着还得怎么着,你能怎么着呢?
好了,看看那些“被爱国”者的了处境吧,他们的晚境里,照到了几缕“国”的夕阳?你有天皇恩给吗,有靖国神社吗,有国家祭祀吗……你拥有的,只是少量志愿者的个人爱心啊。这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把心里那个空洞的“国”,置换成这一个个寄来养老金的“人”呢。
但是,老祖先说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那么,就别爱的那么大了,爱这些匹夫吧。这样的匹夫一多,也许还真的就凑成一个崭新意义上的“国”了呢。
戈老师看了前面的博文来信了,说很感动,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
在日本的朱弘先生说,老戈,请帮我给李正早烧柱香,我回来一定要给他上坟的。
有这两个匹夫之爱,李正早该安息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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