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的生日，如果活着,老人家该是80周岁。
父亲死于肝癌,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平日里,他能吃能睡,身体一向也很好,几乎没见他吃药打过针,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当然,因为父亲一向比较内向,懦弱,不像妈妈那么强势,在我们面前也没什么威严。加上家里男孩子比较多,自然,他也比较少受我们关心。比如,我就给妈妈买过无数次烟,直到她一度不愿意抽为止。但给父亲买烟，只有我正式工作后，父亲去世的前几年,我每次回家才给他买烟。
父亲生于1928年。8岁上,爷爷去世;11岁,大伯离家,此后再未归来。奶奶带着父亲和叔叔,母子三人，过着孤儿寡母的日子，期间的艰难是不难想像的。父亲终生对奶奶的绝对服从与忍让，应该也与这段经历有直接关系。
这种经历,对父亲的一生有绝大影响。工作上,是绝对服从大局,即使自己受了委屈,只要不是非常巨大,几乎都能承受。因为解放前就参加了工作,父亲在我们那个县，算是老资格的干部,很多过去的部下后来或成了他的领导,或成了同级,他都很平和地接受。有时候,哥哥们因为工作不是很好,经常对父亲有怨言,但父亲往往以沉默了结,不做解释,也不去找人说情。
在家庭上,父亲始终以完整为大。生活对父亲算不得公平,同时面对奶奶与妈妈。这婆媳俩的关系,简直是针尖对麦芒,以致终生不睦。最严重时,奶奶跳着脚让儿子休妻,妈妈也发誓要与丈夫离婚,父亲处在左右为难中，只能忍耐。父亲年青时算是形象与才华都出众的人,工作与人望都很不错,却要在妈妈与老婆两个女人间两头忍耐,而且无日无休。父亲退休后,我曾悄悄问他,怎么就没和妈妈离婚啊,妈妈那么霸道。父亲说,家还是要完整的。再说你妈也没什么大错,生养你们几个很不容易。我后来常想,他少小时饱受没有父亲的苦楚,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家庭不再破散。也许,奶奶和妈妈两个人不那么针锋相对,爹可能不至于得肝病,肯定会多活几年吧。
对于父亲的死,我常比较内疚。我工作后一直想让他来北京看看,退休后父亲也隐隐有这个想法。结果这么个简单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后来,大哥跟我说,肝癌这种病,换了别人,早被折磨得不行了,但老爷子从确诊到去世,前后十二天,没遭肝癌病人死前通常该遭的罪,也算是前世修来的福了。
父亲是个很奇怪的人。只读过三年书,居然写得一手非常好的字,难得的是,六十几岁时写得居然与年青时一样好。日本人入侵东北时,他曾经在日本人开的学校里念过书,据说成绩非常好,日本老师几次想带他去日本学习，因为奶奶拦着,没有去成。我曾问过奶奶，为什么不让父亲去日本读书，奶奶说怕像大伯那样，走了回不来,再也见不着了。奶奶强悍之中，有着难为外人体察的硬伤，这在我，是多年生活后才能理解。
记忆中,父亲没怎么关心过我上学的事情。因为工作需要，父亲的经常变换单位,换一次就得搬一次家，我因此换了好多学校。换了那么多次地方，父亲从来也没过问过我的学习,也从来没到学校看过我，据说几个哥哥（姐姐）也是这样。我后来报考大学,填什么志愿他没提过意见;我远走北京读大学离开家时,他走在上班的路上。倒是后来妈说,那年(1987年)家里失火,父亲到家第一句话就问:老五(我在家行五)的信烧了没有?那是我上大学后给家里写的信,父亲一直保存着,没事打开看看。父亲退休后,一次跟我聊天,说起对联,他说,你的对联写得好。说完,就背了起来。我很惊讶,有些对联,还是我念小学时,每到春节时胡乱涂的,我早已经忘到脑后去了,想不到他居然记得。
1997年8月23日,大哥来电话说,父亲已经被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不行了。第二天中午,我从北京赶到老家时,父亲正躺在屋外的床上。听说我回来,他睁开眼睛,看着我说:你回来了。我说回来了,并赶紧拿出我不到百天的儿子的照片给父亲看。父亲摸着照片,说,长得真好。都看着了,行了。
整个下午,父亲的谈兴很好,脸上一直有笑容,还破例吃了我喂的西瓜。在那之前,他已经两天不进食了。一家人都很高兴,大家好久没有看见父亲的笑容了。
25日零时二十五分许,父亲在四哥怀里离世,走得非常安详,一点也没有留下被病痛折磨的痕迹。半天前我喂过西瓜并满脸笑容的，是我回光返照中的父亲,可能也是他特意要留给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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