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是古典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主题，可以说，斯密的《国富论》就是一本探究财富之谜的书，在该书开篇，他就指出“分工”对财富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之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也可以视为对斯密分工论的进一步发展。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些认识虽然没错，但问题在于，对于他们而言，价值和财富各自分属两种不同的理论，从而导致他们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假如劳动可以创造价值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分工可以取消，而只要多增加劳动投入就可以了呢？如此的理论困境也意味着，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财富观要进一步再扩展，要从“财富在于分工”扩展到“财富在于价格”，从而把价值、财富与价格等概念统一起来。

首先，需要明确，财富和价值一样，都是个体的、主观的概念，如一件物品不能满足某个人的需求，那么对他而言，该物品就是没有价值的，也不是他的财富。当然，不能满足其需求的原因，可能是太贵，他为获得该物品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为此，他认为不划算，但也有可能是该物品所能满足的所有需求他都已经满足了。这就意味着，增加财富的含义并不等同于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东西，而是使个体的欲望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换言之，实现个体欲望的满足才是生产的目的，财富只是满足欲望的手段。当人们欲望的满足变得更为容易时，财富也就相当于增加了。

可见，财富与价值，二者总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能够满足个体欲望的消费品和资本品是有价值的，所以也是财富。而当它们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下降时，它们便不再有价值，因此，也就失去了其作为财富的性质，如一些过时的设备和产品等。这就意味着，财富创造的核心，是让资源的配置或商品的生产“追随”消费者的欲望，使其得到更好的满足，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市场经济中，有一种机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是“价格”。

价格虽然不能等同于价值，但价格的高低反映了人们对该商品价值的主观评价。由于价值等同于欲望的满足，而价格又体现价值，这样，商品的价格与欲望的满足之间自然就有了内在的关联。从微观角度看，价格是个体经济计算所必不可少的依据，具体而言，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家根据价格计算值不值得投资生产，二是消费者根据价格计算值不值得购买，总之，资源的配置是建立在无数个体以价格为基础的计算之上的。

当资源的配置接受价格的引导时，商品的稀缺性就会随产出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如此一来，原先只有富人才能满足的欲望，渐渐地，普通人也同样可以得到满足了。比如，手机最初被称为“大哥大”，是老板显示其身份的奢侈品，如今已普及到大学生几乎人手一机，这是几十年之前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除了手机，家电和汽车等很多商品也都早已经进入普通百姓家，使稀缺的商品变得不再那么稀缺，让普通人也能消费得起，这正是价格的巨大魔力。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发现，财富也具有正的外部性。企业家生产商品，首先是为了满足那些富人的需求，但他们的这种行动也会接着惠及穷人，因为商品的稀缺性下降了，因此，穷人手中货币数量也许没有增加，但购买力却提高了，这就相当于他们的财富增加了。这就意味着，帮助穷人，除了各种形式的救济外，更有效、也更经济的方式，就是让市场中的价格真正发挥作用。

财富也具有相互依赖性，一个人财富的多寡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财富并非零和博弈，可以说，富人财富越多，只要其获得财富的手段是正当的，那么他就在无意中间接地帮助了穷人。因此，为增加穷人的财富，根本没必要，也不应该以劫富济贫为合理化借口，非法地剥夺富人的财产，而是利用市场，发挥其价格的协调功能，以激励有才能的人更好地发挥其才能，有机会赚更多钱，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也正是此意。此外，马云最近说“不是斗地主，农民就能富起来”也是同样的逻辑。可以说，正是通过价格，实现了社会财富某种程度上的共享，无意中产生了均富的效果。可见，价格将不同人的财富连接成相互依赖的结构，而每个人的财富实际上都与这个由价格所决定的结构息息相关。

财富的创造有赖于分工，分工有赖于价格发挥其作用。相应地，如干扰价格的自发运行，那么就会破坏财富的创造。通货膨胀和价格管制等都是常见的干预价格的形式，它们对财富的破坏是隐形的，但其危害往往比看得见的自然灾害更大。干预价格的极端就是取消价格，计划体制就是一种取消价格的体制，不仅毁灭了财富，还终止了财富创造，导致普遍贫困，经济崩溃，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实证”。同理，对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来说，最为重要的，恐怕就是去除那些阻碍价格发挥作用的因素，让价格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增加财富的积累与创造。

深圳特区报，2016.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