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看不见的手”为人熟知，它的意思是一个只盘算自己利益的人，会在无意中推动社会的公益，而这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个人的自利无意中实现了社会的公益。按照这种通常的理解，斯密强调的是“自利”的重要性，斯密在《国富论》中也确实说过“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但实际上，这样理解“看不见的手”是非常片面的，尽管斯密确实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个人的自利会无意识地推动社会的公益，但他绝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如此。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这句话前面他附加了“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这个限制，由于这个限制条件容易被忽视，导致“看不见的手”被简单地理解成自利“一定”推动公益。

要为这种片面理解负很大责任的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要，根据该理论，价格会自动地实现各个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就好像有位上帝在那里调节一样。这种理论把“看不见的手”的问题简化为寻找合适价格的问题：只要找到合适的价格，在自利的驱动下，就会实现整体的利益最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把“看不见的手”都理解成“价格机制”的原因。

实际上，斯密本人很明确地指出，不受约束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不会有益于社会，他在《国富论》中用大量篇幅批评“重商主义”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因为重商主义者在他看来阻碍了自由贸易，从而损害了整体的利益。另外，他还举了一个由于贪婪地集资，而危及银行体系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也是极为常见的。这些例子说明“自利”的结果很可能是相互伤害，是丛林社会。

那么，斯密为“看不见的手”所附加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呢？不难发现，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没有暴力强制，即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二是道德情操和法律。在自由的状态下，社会使任何个体都有“机会”获得他的利益，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只要他对别人的需求做出响应，那么他就“有机会”获得他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自利和利他的兼容性，或者说自利变成利他，在这种自由状态下才是可能的。相反，在不自由的社会中，他被束缚在那里，根本“没有机会”对别人的需求做出反应，这样自利与公益之间的转换也就不会发生。可见，“看不见的手”代表自由状态下“社会”力量的作用，社会产生的“需求”告诉他，做什么对他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出于自利的行动也就是满足了他人“需求”的行动，因此也才具有“公益”的性质。不少人在表达“政府少干预”， 或“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时，也喜欢用“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但这种用法并不准确，“减少干预”和“看不见的手”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应该看做是后者的前提条件。

   斯密的“自利”和互通的共感（“同情”的本意）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我们比较在意的是旁观者的感觉，而非当事人自己的感觉，我们比较重视的，经常是我们的处境在旁人的眼里显得如何，而不是我们的处境在我们自己的眼里显得如何。斯密非常厌恶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危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他认为那样的人，“在想起人们必定对他怀有的那些感觉时，内心感到绝无可能不会极度羞愧、憎恶与惊惶失措地痛苦挣扎”。

   因此，如果“自利”其实是博得他人的“赞许”，而非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那么自利的行动自然就是在利他，自利推动公益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斯密绝无可能认为，罔顾他人感受的自利行为，如盗窃和抢劫也推动公益。可以不夸张地说，斯密整个的《道德情操论》都是在强调“看不见的手”的这个重要前提。

   特定条件下的自利行动，除了产生非意图的公益外，还有另外一个非意图的结果：自发形成的制度，如门格尔说的“货币”和哈耶克强调的“法律”。这两种非意图的结果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即如想产生非意图的公益，需要遵循非意图的法律，个体的自利行动，只有在法律所确定的框架内，才能最终产生并非他本意的公益。另外，这第二个条件和前面所说的第一个条件也是相关的，比如借助于“货币”，社会才能比较准确地向个体传达“社会”的需求发生了什么变化，并以价格波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为个体自利的实现提供可能。

                                                  《深圳特区报》2013年7月25日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