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种商品（服务）的价格颇受人关注，一种是火车票的价格，主张升的人比较多，而另一种是房价，主张降的人占绝对多数，政府也确实在压价，今天的新闻是不仅首付提高到了六成，而且还把房价纳入各地方政府业绩考核的内容，“2011年各城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确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并于一季度向社会公布”。在国内，干预价格是普遍现象，特别是关系民生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政府一般都进行了干预。

干预价格的隐含前提无非是两个，一是知道什么价格是合理的，什么价格是不合理的，因此，要把市场上不合理的价格纠正为合理的价格；二是纯粹出于政治的目的，迎合部分人的要求。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比如对“合理的”这个概念的认识，可以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合理，往往是符合部分，经常是大部分人的要求的，如火车票的“高价”被认为是合理的，房子的“低价”被认为是合理的。不同的人对“合理”这个概念的解读，是不一样的，比如火车票价，很多人认为让位置都坐满（市场出清）的价格是合理的，但假如穷人没有座在位置上，有人又认为不合理了，又如房价，也是如此，因此，“合理”必然是带有某种政治色彩的，假如根据某部分人认为的合理，去设定价格，必然会损害另外一部分人。那么，会有让大家都满意的合理价格吗？或可称之为帕累托价格？这个价格甚至在理论上也是不存在的，更别说干预者会知道这个价格了。因此，价格干预从政治的角度去解释，还合理些，但这必然是反经济的，也就是说从整体上看是无效的。

上述火车票的例子，有些学者坚定地认为价格太低了，应该涨价，然后论述涨价会带来什么什么好处。另有些学者认为价格应该保持在低位，这样对农民工和穷人有利，因此不要涨价，对于房地产类似的争论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多数人认为房价下降就有什么好处云云。我的看法是，主张涨价不对，主张降价也不对。这些学者都没有认识到，价格的变动，是市场过程的结果，而不是调节市场的手段和目标，我们绝不可以把价格作为调节的手段和目标。价格必然是无数的竞争主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并且，唯一能够对价格的正确与错误进行判断的，不是局外人政府，而只能是生产要素或服务的产权所有者（企业家），哈耶克说竞争是发现的过程，价格当然是竞争发现的，假如说有什么价格是合理的话，那么这个价格一定不是某些人从自己的“爱心”出发确定的价格，而是市场竞争产生的动态稳定的价格。当然，由于干预总是存在，任何商品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干预的影响，只是程度不同，并且影响价格的因素无数，很多是未可知的，因此，我们甚至不能对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做出合理与否的判断，也不能进行比较，如康师傅碗面3.5元/碗会比房子2万元/平方更“合理”吗？实际上这是无法比较的错误问题，但现实中人们却偏偏要判断价格的合理性，当然，政府、学者或个人根据自己的偏好（如同情弱者）“规范地”判断价格的合理与否更是不可取的，这是使价格政治化。

人们与其判断“价格”本身是否合理，不如去判断导致那个价格的“约束条件”是否合理。如行业准入、垄断（火车票中的约束），土地垄断、滥发货币（房地产中的约束）等等。

我们不可能知道，某种商品（如房子）的价格下降了，就一定对老百姓有好处，或另一种商品（火车票）的价格上升了，对老百姓就有好处。一般来说，降低价格对消费者有好处，但是要注意，“降价”有可能是政府限制的结果，也有可能是竞争充分之后，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供给增加的结果。这两种降价，何者更为可取，一看便知。

 注：本文受哈耶克学会在邮件组中讨论火车票价问题的启发，特别感谢毛寿龙的观点。